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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雷震


□ 聂华苓


一九七四年春天,雷先生已出狱四年了,我已定居爱荷华十年。我和Paul将旅行亚洲两个月,决定去台湾看雷先生。当然,我也想和Paul去大陆。到了香港,同时向两岸申请入境。大陆渺无回应。台湾可以入境,但是安格尔对我的安全不放心,打电话给驻台美国大使馆探问,回说应该没有问题,大使馆将派人去机场接我们。
十年了,又回台湾,我们一到台北,立刻要去看雷先生。我认识的人反应不同。有的人不置可否——那是个沉默的年代。有的人说,雷震出狱以后也过得不错嘛,让他过几天安静日子吧,现在不必去扰他了,也不必为他再招麻烦了。有的人,非常了解我要去看雷震的心情,当然应该去,但不要声张,也不必马上去,最好在离开台湾的那一天,也不要耽得太久,见见面知道他生活得很好就行了,待久了就可疑了。看了雷震就上飞机。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朋友笑笑,很抱歉的样子,因为你们见他太早,要是有人知道了,在报上打你一棍子,再有人一起哄,你们在这儿几天就不愉快了。你最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看看《自由中国》的老朋友呢? 最好不要为他们惹麻烦了。
夏道平和雷先生交谊深挚,是雷先生出狱后仍然敢去探望他的老友,他对雷先生现况比较清楚。我打电话给他。我心情激动,却极力平静,没敢多说,只是告他我想去看雷先生,请他问雷先生我和Paul是否可去看他,并告他我们去看他的日期和时间,正是我们离台的那一天,上午十一点。夏道平说得等一两天,雷先生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我们。我明白夏道平的意思:雷先生的电话有特务窃听,他们需要时间决定雷先生是否能见我。我和夏道平从没断绝书信来往,电话中他没说要见我,我就了解他困难的处境了。两天以后,夏道平来电话说,雷先生可以见我们,并要在家请我们吃饭。我说我们只能去看雷先生两个小时,看他之后立刻就上飞机回爱荷华了。他哦了一声,没说一句话。
雷家在台北郊外的木栅。朋友可以开车送我们去。但是问题来了。原来雷家对面的房子住着十几个特务,专门监视雷震。他的一举一动以及寥寥几个来往的亲友,特务照相存档,以便调查。朋友若开车送我们去雷家,车子牌照号码照了下来,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不妄之灾的把柄了。不行! 不行! 朋友直摇头。没人敢去! 但朋友毕竟是朋友,又不肯让我们坐计程车,说台北的计程车横冲直撞,台北到木栅那一带的交通特别紊乱,怕出人命。我忽然想到老瞿,他就是在那条路上给大卡车撞死的。讨论半天,我们才决定坐朋友的车子到景美,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路程,然后从景美坐计程车去木栅。
我们一走进大门,雷先生夫妇就从屋子里迎出来了。我跑上去紧紧握着他俩的手,说不出话来。十四年之后,又见雷先生、雷夫人,真的恍如隔世。多少话,多少事,只有短短两小时,我咽泪无言。
雷先生转身走进屋子,不断地说:眼镜呢? 眼镜呢? 我眼睛不行了!他戴上眼镜,看看我说:嗯,还是老样子。十四年不见了。最后那天见到你是一九六○年九月三号,礼拜六。
我一怔,他记得那么清楚! 对了,我想起来了,那正是他被捕的头一天。
我们在客厅坐下。我把带去的一盒瑞士巧克力放在身边的茶几上,又把一个装钱的信封套压在糖盒子底下。
雷先生,您精神还是很好。我说。
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背常痛,记忆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今天能看到你很高兴。Engle先生也来了。
我一直想见到你,雷先生。Paul说。我很佩服你。华苓对我讲了你许多事。你是位很勇敢的人物
雷先生笑笑:今天看到你们真是很高兴。我接到你们要来的电话,没有人干涉,我就知道,我可以见到你们了。我家的电话有特务录音。我们斜对面楼上,还有右边的房子,就有国民党特务十几个人监视我。我的一举一动,都照了相,来的客人也照相,硬把老百姓的房子占了,一天到晚朝我们这边照相。有什么可照的? 我还能干什么? 真是庸人自扰! 谈话他也录音。有人说,把收音机打开,音波骚扰,特务就没办法了。我们谈的话,光明正大,为什么录音? 雷先生突然笑了起来。告诉你,监狱里的犯人把国民党叫狗民党!
雷先生仍然和当年一样,天真烂漫得像个孩子
不要多问问题,我想,雷先生不在乎,他什么话都敢说。我可不能引他说下去,为他惹祸,只是问了一句:雷先生身体还好吧?
还可以。我在写回忆录。我坐牢写了四百万字! 他们硬是抢走了。无法无天! 我十年刑满,应该开释。不行! 要我在出狱前立下“誓书”,否则,我就不能出狱。于法无据。我拒绝了,宁可再坐牢! 他们通知我太太,要她来劝我。她这些年真苦够了。我还是拒绝! 我太太找谷正纲来军监劝我,他劝我可怜我太太这些年受的罪。我还是不肯! 谷正纲给我看警备司令部交给他的“誓书”底稿。上面写的有“出狱后不得有不利于国家的言论和行动,不得和不利于国家的人士来往。”看到“国家”两个字,我才答应照写。“国家”不是国民党嘛! 我一生就没有不利于“国家”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出狱之前,王云五、陈启天、谷正纲到军监来,警备司令部交来的“誓书”,“国家”改成了“政府”。这种欺骗的作风! 我又不肯写了! 他们三位一再劝我。看看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为我苦心奔走。我只好勉强写了。我在军人监狱坐了十年,写了四百万字的回忆录。出狱的前两个月,特务带领十几个凶恶的大汉,把我的回忆录全部抢去了! 我有何罪? 关了我十年! 还不准我写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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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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