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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理意说”


□ 马良书


在绘画中,“理”最早散见于魏晋,唐五代以后渐多,至宋时成为一个重要概念。东晋宗炳《画山水序》中有处提到了“理”字:“夫理绝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载之下”,“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之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从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宗炳的绘画观点是“以神法道”,以形写神,“神超理得”。文中的“理”既有规律之意,也是和道相对应的。“神超”而“理得”,可见“理”是居于道的层面的。南齐谢赫在品陆探微的画时说 :“穷理尽性,事绝言象”,用“理”来品居于第一品的画,可见“理”的观念之重要。虽未列及六法,但却表明,处于玄学的时代背景下,谢赫的“穷理尽性”是与王弼所讨论的“性”与“理”,“情”与“理”相一致的,“理”具有形而上的宇宙自然之大规律的性质。姚最的《续画品》中也有“摈落蹄筌,方穷致理”的说法。到了唐代,“穷理”之说为品画的一条重要标准。张彦远说 :“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这里的“妙理”为何有如此之巨大的魅力,使人“凝神遐想”,张彦远的结论是,观画能使人如同体道一样,就算是达到了画的“妙理”。用现代人的说法就是,画中充满了令人回味的意境,充满了令人顿生蓬勃之意的生命力,充满着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意味。看来画之“妙理”不是“空陈形似”,“细密精致”所能达到的,它要求绘画的一系列语言方式以及作画者的心胸意气都充分地与“道”相合,才能使作品充满无限的生命力。
宋代是绘画充分发展,各画种穷尽极能的时代。在“穷理尽性”这一方面,宋画可谓超越前代。郭熙、郭思的《林泉高致》,不管是在论画法、画理的任何一方面,都充满着对画理画意的极尽追求。郭熙对山水百千之意态的追求,对山水春夏秋冬,阴晴雨晦,远近高低,林木树石,峰巅矶头,都详加体察。“盖画山 :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盎向背,颠顶朝揖,其体浑然相应,则山之美意足矣。画水:齐者,汩者,卷而飞激者,引而舒长者,其状宛然自足,则水之态富赡也”。郭熙对“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态,可得不究乎?”的追求,正是穷山之“理”,尽山之“性”的写照,“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山水之意度见矣”。郭熙对主体情怀与山水意态的交融和谐合的做法,正是他的情理交融的“观物取象”之法。这与理学所言的一人皆有一性,一人皆有一理,一物皆有一性,一物皆有一理的观点相一致。于万千不同性质的事物中,追求“道”的一致性,正是艺术打动人的本质精神之所在。
宋代绘画穷物之理最极端的人莫过于徽宗。从邓椿写的两则关于画月中月季和升墩之孔雀的细节,以及郭若虚写了一个关于马正惠所藏《斗牛图》一画被农夫所笑的故事中,可见他对物理物性的体察和探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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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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