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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让·鲍德里亚


□ 盛 宁

  鲍德里亚被英语学界认识和接受,基本上是在八十年代的后期。不到几年的工夫,不仅他的著作全都被翻译成了英语,而且又是出传记,又是召开学术研讨会,颇形成了几分热闹。一九八八年,英国《卫报》称他为“纽约知识分子圈里的大红人”,此后欧美学界提起他则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巨头”或“后现代主义的大教士”。按照这样的评价,此人不可忽略是肯定无疑的了,但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感觉到,这“巨头”、“大教士”和“大红人”等用语显然又多少带有一定的贬义,这些称谓的言外之意,看来倒是值得我们稍加留心的。
  当下西方学界的“文化批评”热,至少给了人们这样一点启示: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还有一个同步进行着的、将整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文字化、符号化的过程。这个文字化、符号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个记录本身又是一个赋予意义、为之辩护、使之合理化合法化的过程。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詹明信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提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将自然彻底征服,自然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人文化世界的过程。而许多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所要承担的任务,其重点已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践活动,或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本身,而是要更深入一步,深入到讨论“资本主义对于文化的表征模式的占有和殖民化”(哈贝马斯语)这一现象上。
  然而,“资本主义对于文化的表征模式的占有和殖民化”还有另一个非常特殊和复杂的侧面。早在四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他们的《启蒙主义辩证法》(DialecticofEnlighten-ment,1944)中,曾分析过这样一种现象: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特别是其中的广告和大众通俗文化,会使得“作为意义载体”的语言降格为“失去质量的符号”(signsdevoidofquality)。所谓“失去质量的符号”,是一些“本身已变得再也无法穿透的术语”,就像那些依附于物品的标签(品牌名)一样,它就这么一个意思,再没有其他任何别的引申意义,术语本身让人没什么好想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与他们的日常消费品之间的关系,便成了一种完全被动的、不假思索地接受与被接受的关系。但遗憾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这部著作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在德国出版,直到一九七二年才被翻译成英语,出版和翻译的滞后大大推迟和限制了这部著作的影响。但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这一观点一经传播,立即受到了众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们的重视,成为他们描述和讨论当下的资本主义对社会文化表征秩序的破坏这一问题时的起点。
  在这个问题上,沿着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思路进行理论探索、并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人就是鲍德里亚。他于一九七三年发表的《生产之镜》,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而在后来将近十年的时间内,他又陆续发表了《象征交换与死亡》、《论诱惑》、《幻象与仿真》等一系列著作,对他的观点作进一步的深化和开拓。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十九世纪发展到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一个他所谓的实现“对社会表征的完全操纵”(perfectmanipulationofsocialrepresentation)的过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变问题,讨论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讨论了商品的转换,而没有涉及另一个重要的转换,即符号转换的问题。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所讨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可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词语明白无误地指向事物,思想是现实的再现,价值与需要相吻合,商品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然而,资本主义已从对于劳动的最终结果(产品)的占有性控制,过渡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对于最初模式或意象的控制的阶段,而发达资本主义的主导社会形态应是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他认为这项工作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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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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