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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山秋恨有谁知


□ 朱玉麒

四年前,趁着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的东风,《刘盼遂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历经多年的等待,终于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之一种出版。四年以来,出于一种偏爱,我一直关心着它在学界的反应。比较遗憾的是,与其朴素的装帧一样,它很少引起关注。这使我想起刘盼遂(一八九六——一九六六)生前经常引用的前贤名言“不因人热”——这是一些经典学术常有的遭遇。但相反的,刘先生的名声似乎倒并不比其文集让人感到陌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反思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民国学术(二十世纪前半期)与文化大革命中,刘盼遂的名字一直被不断地重复着——虽然他原本并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所熟知。
首先,是在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热潮中,作为教育史上的奇迹,清华研究院一九二五年以来短暂的四期中人才辈出的现象,成为学术史的重要关注点。去年是清华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自然又免不了这一话题的持续升温。清华研究院首届学员中的翘楚刘盼遂,作为成功的重要例证被频频点击。特别是从十年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开始,当清华研究院进而成为普遍关心的大众文化话题时,刘盼遂的知名度也因此远远超出了他生前从事教学科研的学术界。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笔者在上世纪最后的六年,在北师大攻读研究生期间,不止一次地听到这个“文革”重灾区知识分子群体悲惨的命运。而最为惊心动魄的故事,是关于刘盼遂。这位忠厚木讷的长者与夫人在家中被红卫兵揪斗致死,死后的尸体,竟被伪造了自杀的现场,双双头朝下浸泡在了水缸中。但也有说法认为两位前辈确实在揪斗之后不堪凌辱,自溺缸中;这种死法惊世骇俗,史无其例,越发体现出揪斗给善良的学者带来的心灵巨创。谢泳的《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的初步考察》(《教育在清华:谢泳自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将刘盼遂夫妇的死亡归入自杀的行列,但死亡方式,则比较审慎地填作了“不详”。刘盼遂因此而得到的“盛名”,确实令人百感交集。
不管是出于对他研究背景的敬仰,还是身前遭遇的同情,刘盼遂之成为“文化名人”是如此地出乎所料,他的名山之作,相反倒成为其次而并不为今世所看重。由于对学术的敬仰而敬仰学术的传承者,至于学术本身的内涵却又被忽略,这似乎也是人类社会的特性,居里夫人早就有过对报纸杂志过分看重科学家而不是科学的喟叹。学术本身的被忽略,最可能是由于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它的有效性在岁月流逝中的不合时宜;一是因为它的前沿性或专业性带来大众阅读的限制。
刘盼遂的学术研究为大众所忽略显然是因为后者。
“赖有达诂君教我,春山秋恨有谁知”,是瓜蒂庵主人谢国桢《忆刘盼遂》中的诗句。对于这位一向不以诗名的明清史专家来说,一口气写下五首怀念畏友的诗,其真挚的情感可想而知。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篇《记清华四同学》的文章,追忆当年在清华研究院风华正茂之际的总角之交。其中的一段这样回忆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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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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