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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钱钟书文学研究的维度与启示


□ 靳新来 彭 松

  作为中国现代一位学识精邃、才智卓异、著作弘博的卓然大家,钱钟书身上聚合着文化学术、社会政治、人文历史等多方面的内涵,呈现为一个蕴含丰富的文化体系,一个凝缩着宏远视景的精神符号,一个昭示着多向阐释可能的生命现象。正缘于钱钟书本身是如此宏富而精彩的存在,关于他的阐释和论述也必然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可能空间。而在几十年间海内外庞大的“钱学”成果中,将研究的可能性开阔地拓展、以新颖的观点开辟新的思考维度、大胆移入各种研究观点、学术思潮来充实对于钱钟书的理解,这方面无可否认,海外学者的研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从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整体状况来看,海外学者依据其西方学说的“近取”优势,在研究中以开阔多维的视角、新颖丰富的理论资源、动态活跃的话语方式,不断突破研究中固有的型构和视域,制造热烈的学术焦点和吊诡的思考路径,在迷离而驳杂的文化语境中开出生机。所以,面对钱钟书这个“迷宫”般精邃深卓的文化存在,更加需要多维度的思考探勘、观点介入,海外学者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可说获得了足够伸展的空间,也确实不断推出蕴有张力的思想观点和学术理路,在一次次思潮冲击中,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启示,同时也为整个研究方向和思想格局开辟了维度。
  
  审美批评:文学史观和文学谱系的营构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尔不群的一位大家,钱钟书的文学声名最初是被海外学者所发掘肯定的。在革命史观笼罩大陆学界的时候,钱钟书除了偶尔因其讽刺艺术为人提及以外,他的文学成就基本上未获重视,首先将钱钟书从被冷落的角落里发掘出来,并盛誉之为经典作家的,正是美籍学者夏志清。夏志清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列专章论述了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夏志清的文学批评首先关注的是作品的文学价值,他认为“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并且强调“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从对钱钟书文学创作之分析来看,夏志清的批评眼光细致而犀利,他认为“钱钟书是非常优秀的文体家,——在他的喜剧场面里经常出现精彩警句和双关语,他对细节的交代,毫不含糊;对意象的经营,更见匠心。钱钟书尤其是个编造明喻的能手,——他也善用象征事物”。他还深入分析了钱钟书在心理描写上的才能,肯定他具有“优秀小说家有胆去正视全面的感情冲突,透过看似繁琐的心理甚至生理去分析这种感情冲突”的才能。同时他还推崇钱钟书的《围城》“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因而其讽刺艺术比中国古典小说更为优胜,夏志清对于《围城》在讽刺艺术上的分析全面而透辟,他既赞赏《围城》中对当时中国风情的有趣写照,与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结合的风格,更探讨了《围城》中对人生处境的哲理阐释,认为《围城》实际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因而其中蕴含着的现代悲剧精神,超越了《儒林外史》等一般讽刺小说的范畴。
  从这些评论可见,夏志清确拥有丰赡敏慧的文学感知力,他对文学本身美学质素和修辞精髓深有感悟,他对文学价值的品评视野广阔而富有层次,在他以英美新批评的方法对钱钟书写作的艺术特征细加分析之时,也很注重开掘文本中的哲理蕴含和人生洞察,整体地把握文本意蕴和作家质素。在文本细读和审美判断的基础上,夏志清敏锐地把握了钱钟书的博学和才气贯注于写作中而形成的智性的讽刺风格,在他看来罕见的博学和敏悟,使得钱钟书能以一种超越眼光去看待“当代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水准之低落”,从而以半开玩笑、半怀敌意的笔调对喧嚣尘俗表示一种贵族气骨的轻蔑,脱离出了一般廉价的激情泛滥,“在自己的文章中为反浮夸、疾虚妄的理智与精确明晰的风格作以身作则的辩护”。因而,夏志清将钱钟书的讽刺艺术与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讽刺作品,作通盘的比较,在他看来现代中国文学的讽刺作品,通常是对社会罪恶的一种抗议方式,钱钟书最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对人类行为抱有一种心理研究的态度”,在他的作品中展示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他不仅洞察愚妄的世俗百态,能识破愚人的伪装,且也将作家本身看作是社会文化堕落的一个重要成分,能透过高度的智慧和素养去把这些众生相刻画出来。于是钱钟书的创作具有“忧世伤生”的人生关怀和社会讽刺,“并非去揶揄知识分子及作家,而是要表现陷于绝境的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的永恒戏剧。”这是现代精神的一种特征,一种悲剧性的特征。夏志清细析了“围城”意象,其中所包含的人与人相互疏远、隔膜、缺乏沟通、精神虚无的人生处境,正透射出现代人在迷茫中寻找精神依附,而所找到的新归宿,其实不过是一种旧束缚而已。于是,夏志清指出“《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这样《围城》就脱离了一般的社会讽刺小说范畴,而成为一部哲理内蕴堪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较的优秀杰作。
  正如夏志清自己所声明的那样“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他始终将审美品评放置在其文学批评的首位,他努力汲取西方文学经验和文化意识,在英美新批评细读理论的启发和世界文学正典的熏染之下,凝塑自已的“超越”眼光和独异的文学史观。夏志清对文学性和审美性的重视和发掘,似乎只是纯粹关乎文学本体的一个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个问题本身却标志着对革命化的文学史观的重大质疑。因为在社会革命的年代里,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始终着重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性、认识意义和批判功能,而随着革命新时代的文学体制和文学史观的确立,文学标准更受到政治标准的压制,这样夏志清高扬文学本体价值,依据文学标准和审美价值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评和估量,本身就意味着文学史观的一次重要更新。夏志清从自己的文学史观出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品质提出大胆质疑,认为一般的现代中国文学显得平庸,并且断言这种平庸是“由于现代中国作家太迷信于理想、太关心于人类福利”,也就是说作家们怀着“感时忧国”的焦迫心情,将自己的视点胶着在现实社会问题上,孜孜以文学为工具革新社会、疗救民生,而真正优秀的作家须得具备自由的想象力和对人类一般处境的洞察,正如劳伦斯所说的“勿为人类但为圣灵写作”。由是,与现代中国的一般作家相对,夏志清着意标举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三两位特殊例外的作家,赞赏他们有足够的天分和想像力,能够无视“时代精神”的要求,在写作的道路上自辟蹊径。这种创造的天分不仅表现在文学的技巧、文体的经营和构思的微妙,更在于这些作家所具有的超越性的眼光,即能够在现实状况中发现人类普遍的境遇,表达对人生根本性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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