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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与融贯: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


□ 约翰·扎米托

  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约翰·扎米托

  作为围绕着历史学实践的论争中的一个阶段,后现代主义已然结束。这场世纪末的热闹风潮而今已是强弩之末。它阐述了一种史学“理论”,而这种理论从未形成足以开宗立派的实践。尽管它确实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但往往是以夸张( hyperbole)这种转义(trope)来提出这些问题的,这使得它们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夸张是一种浮华的转义;它为了修辞效果而进行戏剧化的夸大。一再重复钝化了这种效果,持续的使用令人对它感到麻木。是时候继续前进了。

  在1970-2000年这段时间里,后现代主义在史学理论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代表了历史学家们——更多的是史学理论家们——对批判理论中的一波创新潮流的反应。如斯蒂芬·巴恩(Stephen Bann)所说,后现代主义援用了“一种晚期批判知识的框架,它包含了拉康的新弗洛伊德主义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语言学在当代的进展[从斐尔迪南·德·索绪尔到罗曼·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在这之中还必须加上米歇尔·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当然还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才成为一座完整的后结构主义圣贤祠。使其进入史学理论的著作是海登一}不特(Hayden White)于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Metahistory).但它的理论核心是在罗兰·巴尔特之前的一篇文章,《历史的话语》(“The Discourse of History”)中被描绘出来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最杰出的代表除了怀特本人,还有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莱昂内尔·格斯曼( Lionel Gossman)、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斯蒂芬·巴恩、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罗伯特·伯克霍福(Robert Berkhofer)以及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怀特、明克、安克斯密特及其他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对史学关键性的介入就在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从证据到文本的过程”,即历史写作( historical writing)这个被传统上专注于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的史学理论所忽视的研究领域。用安克斯密特的话来说:“了解事实只是预备性的工作……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事实整合进一个前后一致的历史叙述。”这便将考量的重心放在了历史综合( historical synthesis),亦即解释性整合(interpretive integration)这一步骤之上。按伯克霍福的说法,后现代主义史观强调了“内含于综合过程之中的解释的结构”(文本表现)与“被假设为是合成的基础的事实性的结构”(指涉)之间的张力。在伯克霍福看来,按照“文本主义的”论证,“历史学指涉性的一面如此之多地——有人会说是全部——变成表现的和叙述的一面,破坏了历史生产所声称的那种总体而论的事实性权威的效果”。对安克斯密特来说,当历史写作“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对过去的)重构与(当下的)创造之间的界限被超越,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轮廓被消解之时”,历史学实践中的后现代主义便兴起了。凯尔纳评论道,对后现代主义来说,“历史文本成为了诸种文本中的一种,应该研究其构成的技巧,历史写作的话语所需的技术,以及它声称能够以此表现实在的那些手段”。

  在他的《语言与历史表现:使敌事变形》(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zon: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一书的序言中,凯尔纳宣布,后现代主义重视“对历史表现的研究”,“对历史文本的持续关注将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有通过‘使故事变形’,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文本”。凯尔纳挑战了那种认为存在着我们要去弄清楚的“外在的故事”(“story outthere”)的观念。故事——叙述——总是历史学家的建构。对凯尔纳来说,“使故事变形”的目的就在于,它迫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历史的文本上,而不是(像穿过透明物一般穿过文本)集中在它的内容上。在凯尔纳的书中,他非常强烈地倾向于一种“文本主义”:它从海登·怀特将历史与编年对立起来的做法出发,将一切都归于修辞。

  对怀特来说,历史写作并不意味着简单地以时间顺序记录“事实”(纯粹的编年史);它包括对叙述的制造——通过选择、组织“事实”来实现融贯性的一种“情节化”(“emplotment”)。在对这些事实进行描述之时,我们已经使用比喻将一系列价值判断编码(encode)在内,而解释则会在之后将这些价值判断收获为“意义”。凯尔纳解释道:“在制造叙述之时,别的一些成分取得了控制地位,它们不是来自证据,而是来自意图表现证据的语言。”《在话语的转义》(Tropics o,Disco“,.se)与《形式之内容》(The Contentothe Form)中,怀特的立场大幅度地转向了一种毫无保留的文本主义。在《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 (“The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文中,他声称:“任何给定的历史事实的‘系列’之‘总体融贯性,都是故事的融贯性,但这种融贯性只有通过按照故事形式的要求来剪裁‘事实’才能够实现。”因此,对怀特而言,历史叙述是“语词上的拟构( fiction),其内容不仅仅是被发现的,在同等程度上也是被发明的,其形式与文学叙述之间的共同点比与科学叙述之间的要多”。总之,凯尔纳和怀特强调历史作品中想象性和文学性的一面;实际上,他们离拒绝承认任何指涉性已相去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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