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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生教授访谈录


□ 李 江 黄 陈

【编者按】梁任生,1931年出生于北京,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曾受业于张仃、张光宇先生。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香港《中国民艺》画报主编。长期从事艺术教育和民间艺术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现代民间陶器》、《当代中国陶瓷精品选》、《大地集》等。

记者:梁先生,您在长期从事艺术设计教育和实践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民俗、民艺方面的研究,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对它们的看法?
梁任生:民间艺术是农民、牧民、渔民、手工艺人的生产活动和艺术劳动的产物。民间实用美术品是农民、牧民、渔民、手工艺人创造的反映他们自己生活的实用艺术,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些绘画和雕塑作品,这些作品具有实用价值、艺术价值、民俗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我热爱民间艺术,研究民间艺术,这和我小时候所处的环境不无关系。我十一岁离家,困苦的童年生活使我有机会接触了许多老百姓,也接触到了许多群众的艺术形式。农村的老太太剪纸,小媳妇绣花,农民做土陶罐,这些我都见到过。到后来学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了美术院校才知道了这些才是群众最重要的创造。随着年岁的增长,我逐渐认识到,对这些的学习是自己学养的需要,是工作的需要,是我们学习艺术很重要的养分,这些才是本源艺术。我一向支持朴素的美学观,因为生活提供给我们的养分是无限的。一部物质文化史不是帝王将相史,而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今天,知道武则天的人多,知道黄道婆的人少;知道莎士比亚的人多,知道汤显祖的人少;今天人们都会看电影,但很多人却不会听戏;通俗的语言、流行的词语会说很多,稍微有些沧桑感的语言就不会了,甚至听不懂,这种现象很危险,这些是我们教育上不周到或失策的地方。

记者:是的,这个问题在今天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对文化艺术的教育和发展是十分不利的。那么我们国家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的发展状况又如何呢?
梁任生:早在革命年代,延安的一些文艺家,如张仃先生、陈叔亮先生、艾青先生等就已经开始注意民间艺术,他们收集编辑了农村的剪纸。在国统区,也有人在研究蓝印花布、十字绣等。但总的来说,面比较窄,人数也不是很多。建国后,美术院校的专业主要是油画、素描等,马克西莫夫来了以后就是苏派油画,这些成了美术院校的主流。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才由张仃先生在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引进了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路这些民间艺术形式,目的是要使实用美术专业注意民间艺术,使民间艺术影响到实用美术专业的学生,这起了很好的作用。从1951年开始,文化部就开始举办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展览,后来还陆续组织过一些类似的活动,直至今天这些都还在进行,但我认为覆盖面不是很宽,过分重视高贵材料的运用,如象牙、雕漆、景泰蓝等,把这些材料的地位提得较高,真正的农民、牧民、渔民、山民等手工艺人的艺术却被忽略了。拿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讲的话来说:真正的工农兵的、群众的艺术注意得很少。今天,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像民艺研究专家王树村、画家靳之林、杨先让以及徐艺乙、潘鲁生、吕品田等,他们都为民俗民艺的保护和研究做了不少事情,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谢意!另外,各地方的群众艺术馆、文化局、手工业局、纺织局,以及其他一些有识之士,他们经济状况并不很好,但却节衣缩食,也为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做了不少非常有价值的工作,这些人是可敬的。但遗憾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被忽视了,有的甚至连工资都发不下来,靠给农民写对联来换取收入,这实在令人痛心。事实上,中国民间艺术的研究和保护离不开民俗学,离不开社会学,我们必须尊重民俗学家,尊重社会学家,尊重历史学家,尊重方方面面的人。我们研究民间艺术也不只是研究剪纸、蓝印花布和十字绣,作为实用艺术专业——设计专业,我们的研究应该是服务于人的,是新的物质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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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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