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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缘何颁给政治学家


□ 顾 昕

  二○○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终于揭晓了,这就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
  威廉姆森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经济学界可谓无人不知。他的师父有三位,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西蒙著作等身,成名甚早,是知名的管理学家、心理学家,以经济组织中决策过程的开创性研究在一九七八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一本著作也没有,仅仅发表了几篇文章,而且是在芝加哥大学的法学院任教,在经济学界长期默默无闻。但是,威廉姆森受科斯的影响创立了“交易成本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有了这个“新”字,制度经济学从学术边疆重返中心,走上了复兴之路。
  可是,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奥斯特罗姆的名字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却是陌生的,因为奥斯特罗姆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政治学家和公共管理学家,或者说政治经济学家。
  奥斯特罗姆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兼任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所长。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政治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经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度当选过全美政治科学学会主席,这是美国政治科学界的最高荣誉称号。奥斯特罗姆获得的奖项和荣誉称号无数,但大多数是在政治科学和环境—生态领域,与经济学有关者也有一两个,其中之一是二○○八年获得全美农业经济学会的加尔布雷斯奖(Galbraith Award)。可以说,这次获奖为她打开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门。当然,奥斯特罗姆还担任美国的公共选择学会会长,而公共选择学派的开山鼻祖布坎南在一九八六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大家都知道,印第安纳大学并非名校,但是该大学的政治学系却闻名遐迩。这一大派的掌门人是一对夫妻,即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文森特是一位著名的行政学家和政治学家。夫妻俩手持鸳鸯剑,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打开一片天地。有趣的是,有国内的报纸在介绍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把文森特的名作《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一书也列在了她的名下。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好听好记的中文名字:欧玲。
  
  研究“公地悲剧”取得突破
  
  欧玲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洛杉矶南部地区的地下水流域管理,后来,她又致力于研究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灌溉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
  欧玲关注并加以研究的这些小问题,均涉及公共资源的控制、使用和受益的制度安排。这个问题可谓无时无刻不困扰着我们中国人。小到邻里们可以为楼道拐弯处的空地,究竟谁能放置一个杂物柜子而争得面红耳赤,中到乡村的集体土地谁有权以何种价格卖给地方政府或开发商,大到我们国家所有名义上属全民所有的东西究竟谁来维护、谁来使用、谁能从中受益。这样的大国这么大的事情,欧玲焉能不对中国发生兴趣?
  众所周知,公共资源的最大麻烦就在于公共所有。属于所有人的东西就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愈是公共的东西就愈没有人认真加以照顾,这是亚里士多德早在几千年前就认识到的问题。既然搞不清这些东西究竟属于谁,于是很多人都想从中大捞一把。人人如此,那么公共资源很快就会变得稀缺了,于是人们又为争夺稀缺的资源而打破脑袋。一九六八年,生态学家嘉瑞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公共品的悲剧》一文,以公共牧场不可避免的退化为例厘清了这一问题。在中文中,这个问题一般被翻译为“公地悲剧”。后来,哈丁的“公地悲剧”经过数学家的抽象化,成为博弈论中著名的“囚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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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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