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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策贤良文学制度背景下的“天人三策”


□ 成祖明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是汉代学术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件,其时间问题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争论主要围绕建元元年(前140)、元光元年(前134)和元朔五年(前124)展开。因诸说都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遂引发了关于“天人三策”真伪的质疑。然综观以往研究,一个明显的缺憾是诏策贤良文学制度作为董仲舒对策的制度背景,鲜有学者论及。由此着手,细绎史书,笔者认为,“天人三策”实上于建元年间,以此考之,众多疑问涣然冰释。

  一、诏策贤良文学与董仲舒对策的时间

  《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对此,司马光说: “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三年,闽越、东瓯相攻,庄助已为中大夫,故皆著之于此。”后世建元元年说者亦多据此认为董仲舒是在这一年上的对策。实际上,这是对诏举贤良文学制度缺乏深究。

  汉代诏策贤良文学有一个产生演进的过程。高祖十一年(前196) 《求贤诏》: “贤士大夫……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主要是通过行状考察贤士大夫的德行。至文帝二年诏:“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匀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里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鼓励贤良上书言政。通过贤良上书言政既可知政治得失,亦可观贤良才能高下,所以如曾维垣所说,“这种设题指事的方式,就是以后的‘对策’、‘射策,的起源,也可说为后代科举制度的滥觞”,诏策贤良正是由这种上书言政的形式演化而来。文帝十五年(前165)始诏策贤良,但如张尚谦指出的,“‘册诏’实际上应称之为‘求贤良上书言事诏,”,此正反映了诏策贤良与上书言政间的演变轨迹。《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前书音义》: “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在考察贤良、问政化得失方面,策问与上书言政是一致的。所以上书言政也一直为贤良仕进的重要之途,如武帝初征举贤良, “上书言得失,自街鬻者以千数”,宣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而诏举的贤良,特别是布衣出身,往往也不待诏问径自上书言政,以求为主上所知仕进通达,如杜钦与谷永。对此史书亦称之为“对策”。《汉纪》:“上自即位,好士既举贤良,赴阙上书自銜者甚众,其上第者见尊宠,下者赐帛罢。若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等皆以材能并在左右。”布衣出身的严助很可能就是自行上书言政的,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严助较早由对策为中大夫的问题。

  与学界一直认为贤良必须参加对策的观点大异其趣,事实上,参加对策者也仅是那些有对策能力的文学之士,即贤良文学。元代马端临已注意到贤良不经过对策授以官职的现象,其云:“弘初以贤良征为博士,后罢归,再以贤良征,方对策,然则贤良之未对策者,亦可以为博士欤?”对于一般贤良是试官,即通过试事称职与否决定其升降、去留。公孙弘就是初以贤良征为博士,出使匈奴不合上意称病免归的。

  自来讨论董仲舒对策时间问题的学者亦多将“诏举贤良”与“诏策贤良”相混同。其实诏举贤良与诏策贤良是贤良选举中两个前后递进的过程。诏举贤良作为最初的过程,由中央朝廷颁布诏书规定由郡国等举荐;诏策贤良是贤良到达京师后,再制诏进行策问。建元元年诏仅表明武帝在这一年诏举贤良,并不表明武帝一定在这一年诏策贤良。就诏举贤良到诏策贤良整个过程而言,也决非短时间内完成的事。以《居延汉简》元康五年(前61年)诏书为例,据大庭惰的研究,仅由丞相府下颁“至张掖郡太守府再向下级官署发令共需四十日”。层层下发更需时日。诏举贤良的诏书传递更为复杂,特别是地方郡国向其属地县、亭转发,需要一个研议、宣传的过程。且直到元光五年,贤良赴京才享受“县次续食,令与计偕”的待遇,这也就意味着此前贤良很可能是由个人出资自行赴京的。这些都会延搁时日。据《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贤良云云。从下诏到制诏策问前后经历七个月时间。《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诏举贤良文学,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前后耗时九个月。而后来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冬十二月“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也一直到四年夏才“皆令诸方正对策”,亦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又因为建元元年是文帝中断以来的首次,并无成制或经验可循,所以耗时会更长。其间又有“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等较大周折,前后很可能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等到这些贤良会集京师时已近建元元年底或建元二年初了。而此时中央王朝的政治形势已风云突变了。

  事实上,从汉初开始贤良选举就与其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密切相关。对于汉初局势,李开元指出,汉初皇权实质上是一种“相对性有限皇权”,在中央武力功臣把持了公卿要职,在地方则以军吏卒为主体形成了一“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基础的,具有高等社会身份的新的社会集团”。为制衡军功集团,皇室不得不依靠宗室诸王的力量,这就形成了汉初皇室、功臣集团和宗室诸王相夹持而为治的局面。在这种局势下,黄老之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正适应了军功集团和宗室诸王的需要。因所谓的无为而治,实质上就是放任军功集团和诸侯王势力在中央和地方的滋长。这显然对皇室是不利的。皇权欲摆脱这种受制的局面有所作为,就必须在意识形态上有所调整,在功臣和宗室之外寻找新的依重力量。而无尺土之功,主张文治、有所作为的士人贤良集团便成为皇室招徕的对象。汉初几次贤良选举正是围绕着这一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背景展开。在这一斗争中贤良集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军功集团和宗室诸王的势力受到抑制和削弱,皇室权力实现了逐步扩张,而帝国的意识形态也在斗争中从黄老向儒术缓慢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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