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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下诗歌的几点思考


□ 叶延滨

社会形态与诗歌的形式

诗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讲究形式的文学。关于诗歌形式的问题,作为一个诗人我非常认真地学习前人和当代理论家们的成果。这些文字学、声韵学及其有关的学问,都证明了诗歌因形式的成就而成为文学中的文学,并且因形式的发展而形成诗歌的历史,因形式的困惑而困扰着诗歌的发展。但是,我也感到,诗歌形式问题,绝不是一个与社会形态完全无关的美学问题,社会形态也在诗歌形式上得到映射。
古典诗歌的整齐、规矩、对称、起承转合等所表达的中庸、平和、统一和稳定,恰恰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发展,封建秩序严格分明,封建伦理缜密井然这种社会形态的鲜明体现。自由诗的无序和放纵,恰恰是对这种秩序焚之于烛后,那些欢快的火焰舞蹈的姿态。又如,未来主义的阶梯式的诗句,最好表达一种向上的昂扬的社会情绪,因此在二十世纪初的苏联,有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贺敬之的阶梯诗,而走在这阶级上的,是两个国家初掌政权的工农兵激昂自豪的情绪,天天向上的豪情。
又如,金斯柏格的《嚎叫》放纵无形是对美国绅士体面的反动。
又如,毛泽东提出民歌与古典诗歌相结合,体现了五十年代“百花齐放”的理想与二元对立的现实发生冲突后,通向美学旧秩序的一条田园小路。

开放世界里诗歌交流的走向

在这个世界上,文化交流如同天上的气流,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风雨雷电没有国境线,文化也是。但是,正如气流,总是从高压流向低压区,文化也如此,平等互惠大多是官方用词,而非真实的现状。走进书店,走进电影院,甚至走到卖盗版光碟的小贩面前,你就会感受到这种文化的殖民与文化的推进。高鼻子的文化朋友会说:“我们也在翻译中国的作品,比方说李白,还有杜甫。”这番友好的话只是再次证明了交流的走向,在中国唐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是强势,都在向外张扬。
强势并不等于优秀,比方说好莱坞,大家都明白。当然说到诺贝尔,明白的也有,不明白的更多。对于世界是如此,在一种文化圈内也是如此。
在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并进入城市之后,我在四川省会成都读小学,大大小小的机关里到处是讲山西话的老八路首长,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是“山药蛋派”的小二黑们。在中国的经济改革由南方推向全国之后,我也在这个城市感受到它的力量,大大小小的酒店里坐满说广东话的真假老板,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是金庸的武林侠士和琼瑶的富婆经济小说。在广州出了本诗歌年鉴,后又引起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之争,其实是有了经济实力的南方口音们与传统的大学执掌文学史的正宗京腔们发生了话语权的冲突。
问题不在于这种交流是否“合情合理”,而在于处于这种境地中的写作者们知道自己处于何等位置。用中文写作的优秀文本当然是要文学理论家来评说,因此更多的文学理论家不当强势文化的推销员,尤其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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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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