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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民族文学》阅读报告


□ 刘大先

  如果给我们时代的文学状况做一个白描,大致可以说,这是一个文本生产过剩,大众阅读力相对不足的时代;文学事件广受关注,而文本本身遭受忽略的时代;视听图文等“泛文学”大行其道,大众厌倦深度思考的波普消费时代;文学已经远离了思潮与文化的核心地带,特定的个案和人物却能够成为一定时间里公共话题的时代。像一切过往的时代一样,对于文学而言,这既不是最好的时代,也不是最坏的时代,它只是一个不好也不坏的时代。2008年少数民族文学的阅读体验,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这是一个寻常年份,没有比此前几年更有惊人之喜,但是亦不乏可圈可点的踏实资质。
  对于刚刚过去的一年进行盘点,很容易成为一个公式化的程序,尘埃尚未落定,我们往往会在心急气喘的归纳中造成评价上的失衡和错谬,因而它并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文本检阅方式。不过这又是必须的,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形成一种大致趋势的扫描,提供一种带有符号意义的回放,为后来者进一步的探究提供一个按图索骥的导引。
  让我从阮殿文(回族)的小说《谁偷走了父亲的母子牛》开始这一年的少数民族文学之旅。这个小说写的是远在家乡的父亲在妻子离世、儿女外出的情况下,与一对母子牛相依为命。某一天这对被视为珍宝的母子牛却被偷走了,万般无奈的父亲只能求助于在北京的儿子,希望他能资助再买一头。漂泊的儿子此时也是内外交困、无能为力,愤激之下写了一篇散文《谁偷走了父亲的母子牛》,谴责偷牛的贼,抒发自己的情绪。事情忽然出乎意料地发生了逆转,本来正准备等已经临盆的母牛生下小牛就将它们卖掉的偷牛贼,无意中读到了这篇文章,发现正是自己初中老师写的,同时也被感动、羞愧和罪恶感所折磨。最后出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面:偷牛贼在深夜中将牛送了回去,父亲丢了两头牛,却收获了三头牛。这是一篇可以从多种角度讨论的小说,比如父亲与牛之间相濡以沫的和谐、小偷善性的觉醒,但是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却是对于文学力量的信心。事实上,从情节设置上来说,小说显得过于巧合与偶然,然而这种传奇色彩正显现了文学的书写在不经意中对于现实的修改:文学可能不会带来经济或者其他方面的实利,然而它的力量却足以温暖父亲、打动懒散懈怠的派出所长,甚至感化小偷,使他们回心向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小说成为一种关于文学在当下社会语境中的乐观主义的寓言。
  带着这个熨帖的寓言以壮行色,我将本年度的民族文学概括为五个重要的路向或者说热点所在。其实不唯2008年如此,它们也是近几年来文学关注的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但是置诸少数民族文学这一特定的框架之下,我们会发现有些问题可能更加强烈和明锐,从而凸显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性所在。
  (1) 公共性
  从社会、文化、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来说,2008年都是个多事之年。对于许多重大事件,比如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神七飞船的太空行走,少数民族文学都通过诗歌、散文、速写等形式做了迅速而积极的回应,而在特定的时间,比如三月的女性文学特辑、五月的青年文学专号,这些作为一再地显示了文学与生活之间互动和交往的努力。在持有“纯文学”观念的批评家看来,这些行动可能是一种对于“文学”媚俗的背离,或者是某种应和意识形态的姿态。事实上,文学的观念有很多种,“纯文学”只是其中19世纪形成于西方影响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的一种,有其局限性和特殊性。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从来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鹄的,固然这也可以做多种解释,不过关注公共性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可能比主流汉语文学要体现得更为充分。
  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公共性的诉求显示出它的追求与效应、责任与雄心、合法性及其应用阈限。同时,文学的公共性也是对于某种偏狭固执的文学观的反拨——如今我们不是听到越来越多关于文学需要“超越、神性、神秘、人性深处”的论调吗?但是,无论如何高蹈,文学总是根植于特定的地方、时间、个体和心灵。回避当下最迫切的问题、最朴实的态度、最靠己的关怀、最实在的心理,其实是一种虚伪和孱弱。如果我们对于文学评论中的马太效应抱有警惕,那么在2008年的少数民族小说中可以看到,许多小说可能并不是一流的作品,有的甚至缺少修葺、质木无文,不过却反映了当下民族生活和民族写作的种种真实面相。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许多作品不同于前卫文学的地方在于,它们似乎有些“落后”或者“过时”,没有那么“现代”乃至“后现代”。比如彭兆清(怒族)《最后的神井》乍看之下,似乎是个非常落伍的题材:缺水的龙达当村人在退伍回来的村长丁松带领下,破除对于神鸡山的禁忌,引水下山来饮用,而村里唯一那个神井被废弃了。这是个“现代化”叙事,可能在当下时髦的文学书写中已经遭到摒弃,但是其所写的故事却可能正是发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需要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书写一定要带有内部的眼光、同情之理解,方可以不带有偏见。向本贵(苗族)《蓝溪故事》是个近距离描写乡村一级干部的现实作品,因为写作者丝毫没有典型提升的欲望,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真实主义”。村支部书记张士杰就是日下不计其数的农村基层干部之一。他可能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会出于便利和亲和,而与周围的乡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带有个人的某些缺陷,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依旧是个称职而品性正直的干部。张士杰因为村里修桥的选址与村民李树同发生龃龉,因为李的误解和羞辱,他在心灰意冷与不被理解的恼怒中愤然辞职,但是在山洪暴发的深夜却出于责任和伦理,在抢救李的孙子时被大水冲走。这可能只是无数动人的乡土故事中随手撷取的片段,但是足以凸现主旋律文学在创作中的价值取向,那是对于人类恒久价值的崇仰,超越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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