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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社会心理变异与文学兴替


□ 耿传明

  [摘 要]如果把文学当成一个生命体,古典文学可以说是遗传占主导性的文学,而近现代文学则可以说是变异占主导性的文学。社会心态可主要分为社会知识、社会情感和社会意志三个方面,它构成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清末民初的社会心理经历了从“幼稚静默”到“亢奋纷扰”的变化,表现为三次大的心理波动:一是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的变法维新与《天演论》所引发的新旧对峙,二是癸卯年(1903年)知识界的“新觉醒”与《民约论》所唤醒的个人和民族权利之争,三是1916年《新青年》的崛起、“五四”新文化秩序的确立以及苏联十月革命的回声。这三次大的心理波动都产生了与之相应的文学创作的高潮。文学也于这种波动中,不期然地发生深层的文化范型的转换,即政治与伦理、道德与宗教习俗、文学与道德的脱纽、分离与重组。
  [关键词]清末民初 社会心理的三次波动 文学转型 文学场
  [作者简介]耿传明(1963—),男,山东省菏泽市人,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代思想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1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4-0097-07
  
  社会心态,通俗地讲是指民风和大众心理。这种民风和大众心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存在并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人认同这种观念、态度和意志,或不自觉地受到这种观念、态度和意志的控制。在每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理都是必须重视的研究领域。故此,杜亚泉在民国初年就特别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心理问题。他认为,“个人心理分为智情意三大端,社会心理亦分为智情意三大端,即社会知识、社会感情、社会意志是也。二者为一浑圆体,复杂混合,不能为显然之区画,亦如个人心理参互错综.不能为判然之界限。略言之,则知识者,所以开浚社会之精神;感情者,所以推动社会之精神;意志者,所以表示社会之精神。而社会之智情意,既出个人之智情意集合而成,则必个人之智情意,先立于精确正当稳健之地,然后社会之智情意,乃得臻于精确正当稳健之域。此则社会心理之纲要也”。一般说来,社会心态的内容包括心理取向、社会理智和文化精神,在本质上.它是社会存在的变化规律在社会主体中的精神内化,是社会实践者和精神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社会心态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主要动机和驱动力,它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和行为选择。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指出:“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中国古代就有过“采诗以观民风”的采风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民意调查和舆论监督系统。进入近代之后,大众对于历史的影响越来越大,甚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大众心理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大众心理的集中体现,代表着众多社会个体的较为一致的思想情感。这样,要理解一个时代,就不能不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如此从文学来进入历史,就可以使历史研究中树立起一个“人心”的维度;而从历史来反观文学,也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历史”的维度,不致使文学成为一种超然于社会的象牙塔之物。
  
  一
  
  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特别强调把握一个时代的社会心态对于理解历史的重要性。他说道:
  (人类)活动必有成绩,然后可记.不待言也。
  然成绩云者,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实乃
  簿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质言之,即算总
  账也。是故成绩有彰显而易见者,譬犹澍雨降而
  麦苗茁,烈风过而林木摧;历史之大圣哲大英雄之
  出现,大战争大革命之经过,是其类也。亦有微细
  而难见者,譬犹退潮刷江岸而成淤滩,宿茶浸陶壶
  而留陈渍;虽聪察者,犹不之觉,然其所演生之迹,
  乃不可磨灭。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
  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
  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
  绩者,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夫成绩者,今所现之
  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之因;而今之成绩又自
  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
  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
  也。然因果关系,至复颐而难理;一果或出数
  因,一因或产数果;或潜伏而易代乃显,或反动而
  别证始明;故史家以为难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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