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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期间西欧的鞭笞者运动(1348-1349)


□ 李化成

李化成

  摘 要:黑死病流行于西欧期间,鞭笞者运动兴盛一时。这一运动是在千禧年主义末世观的神学预设下,通过自我鞭笞来获得拯救的集体行为。在瘟疫肆虐的危机年代,鞭笞者与教会之间形成了互有分歧又彼此依存的关系。但随着运动的发展,鞭笞者反教会的色彩渐趋浓厚;更重要的是,因为瘟疫发作的时段性,以及鞭笞者宗教主张和实践效果的局限性,鞭笞者的追随者开始分化并减少。这便为教会排斥鞭笞者创造了条件。同时,鞭笞者的组织方式及其屠杀犹太人等过激行为,也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损害,从而招致了世俗政权的抵制。这样,鞭笞者运动成为众矢之的,衰退不可避免。这一运动是中世纪西欧社会“小传统”的一种体现。以大、小传统关系变迁为视角,可以让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中世纪西欧的信仰世界

  关键词:鞭笞者运动 黑死病 小传统 大传统

  1348年下半年,正值黑死病在西欧肆虐,一场运动在意大利猝然而起,并迅速传遍西欧,其势如瘟疫般迅猛,此即鞭笞者运动(Flagellant Movement)。然而,教皇克莱门特六世(Clement VI)在1349年10月20日发布通谕,指控鞭笞者所宣称的只是“一种徒劳的信仰”,“充斥着迷信的创新”;并且他们“用捏造和虚伪的言辞”来否认教会的权威,抵制教会的权力,是一种异端派别(Secta)。故此,他禁止他们的公共忏悔活动,并呼吁世俗权力的支持。由此,鞭笞者运动迅速衰退。其勃兴忽亡,引起了诸多关注,争议也随之而生。同时代的编年史家与教会关系密切,对鞭笞者的评价普遍较低。如赫福德的亨利(Henrici de Hervordia)认为他们“缺乏理性,是傻瓜”,假装虔诚,实则愚蠢,一旦发作,破坏性很大。吉勒·利·姆司斯(Gilles Li Muisis)则说, “一些心智健全的人并不赞扬他们”。诺伊堡的马迪亚斯( Mathias von Neuenburg)认为他们“利用人们的轻信”,散布反对犹太人的谣言。但近代以来,在一种宗教改革史观的指引下,学者们又对鞭笞者颇为赞赏。沙夫(Philip Schaff)认为,“鞭笞者运动产生于一种渴望,这个渴望是那个时代的教会生活所无法完全满足的,”所以,“我们不能过分无视它好的一面”;他认为,这场运动是一场“真正的大众信仰运动”。沃伦斯基( Emil Werunsky)、赫尼格(R. Hoeniger)和普凡嫩施密特(H.Pfannenschmid)等也都强调,反教会是鞭笞者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沃伦斯基甚至认为鞭笞者中不乏“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学者直接称他们为“革命性的鞭笞者们”。

  这两种观点貌似对立,但实际是站在各自立场上对鞭笞者反教会行为的不同评价。鞭笞者运动的确具有浓厚的反教会色彩,但其表现却经历了一个从隐晦到张扬的过程,教会对其也是容忍在先,打击在后,个中史事及缘由错综复杂,尚需仔细梳理。至于这种反教会行为是否具有进步性,更需审慎。或许是感于鞭笞者与教会关系的复杂性,一些学者干脆抛开鞭笞者与教会的关系,甚至倾向于否认鞭笞者的反教会特征。但这显然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亦无法对鞭笞者做出中肯的评价。所以,在对鞭笞者运动的研究中,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原始资料,并对鞭笞者运动的背景、动机和行为等加以梳理;另一方面,则既要重视教会与鞭笞者之间的关系变迁,又要超越单纯的反教会论争,方可对这一运动做出更为准确的定位。但就笔者所知,长期以来,相对于成果蔚然大观的黑死病研究,西方学者对鞭笞者运动的专门研究较少,代表学者如弗尔斯特曼(Ernst Gunther Forstemann)、埃布斯特塞尔(Martin Erbstosser)和库珀(William M. Cooper)等,多着力于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描述,分析似嫌不足。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求方家指正。

  一、末世图景中的赎罪:鞭笞者运动的宗教依据

  鞭笞本是一种古老的基督徒个体苦修行为,但至迟到11世纪,这种行为已经渐渐集体化,并在1260年的意大利演变为一场鞭笞者运动。“鞭笞者”(flagellant)之名,来自拉丁语“鞭子”(flagella) -词。鞭笞者们人手一鞭,不断自我鞭笞或相互鞭笞。那么,鞭笞者何以暴烈地自戕?他们自己在一则《天堂来信》中申其初衷。此信实是多地鞭笞者的布道文,据称得自耶路撒冷的圣彼得教堂,云基督于1343年复临,在异象之中谴责世人的罪孽;若后者不知悔改,他就将摧毁人类;人类唯有自新,方可被赐予神圣的祝福,从而脱离灾难,终入天堂。信中又有天使的建议,称主在世上行走33年有半,未有一日安适,且遭被钉十字架的痛楚,人们却不感恩;故此倘若与神和好,唯有日日苦行,以鲜血证明忠心。鞭笞者运动由是展开。显然,这则史料体现了基督教的赎罪观:人因原罪不时犯下本罪,上帝也经常对之加以惩罚,所以人类的忏悔尤为必要。但这种赎罪观并非鞭笞者所独有,教会在面对瘟疫时,亦对之详加论述,提出了解释灾难的“神谴论”。然而,教会所采取的忏悔措施,无非集体游行和公开弥撒等常规行为,绝非鞭笞者类的自戕。后者之所以如此,还与他们的千禧年主义末世观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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