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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


□ 邱焕星

  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之源和知识分子的立命之本,“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如何?”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它的最大困难在于影响的难以证实,面临着方法和材料的巨大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他之前法国史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数,一是以年鉴学派的计量史学为代表的政治和社会史研究,一是以彼得·盖伊、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思想史研究,在达恩顿看来二者都是精英主义的、“大写的‘真’(Truth)”,他反对从宏大概念如“结构”、“场合”开始的年鉴学派,认为他们“试图以计算来衡量心态”,“诠释的结果可能因人而异,而且差异甚大”;另一方面他对于思想在哲学家之间的传承没有强烈的兴趣,在他看来“观念不会被认为不过是漂浮在空气之中,与社会实在脱离开来”(《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六年版,以下简称《自白》。216页)。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的达恩顿深受当时英国“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影响,因而更关注“小写的‘真’(truth)”。一九六八年他来到普林斯顿并和人类学著名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连续六年共同主持“历史和人类学”讨论班,吉尔兹的“深度描述”理论使达恩顿更关注“非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关注“思想交流当中的这一中低层面:观念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态度和价值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自白》,199页)。这些影响与他对前人的批判相生发,使他创造性地将思想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观念的社会史”的研究路向,他指出:“这种历史的诱人之处,就是它可以通过考察观念是如何成为日常世界(包括经济利益的世界)的一部分的,来改变我们对于一般而言的历史而不仅是启蒙运动的观念。”(《自白》,216页)“观念的社会史”避免了社会史不能研究心态、思想史研究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正如达恩顿自己指出的,“历史应当怎样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观念”和“社会”之间联系的中介是什么?还是一个在研究中需要落实的问题。
  受布迪厄“文学场”理论的启发,达恩顿发现了启蒙运动的物质化形式——“书籍”是“历史中的一种力量”,“因为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捡破烂到传达上帝的声音的一切事。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因素”(《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一七七五——一八○○),以下简称《生意》,1页),但是这种对书籍的研究既非英国式的文献学研究,也非法国式的统计学和社会学研究,这两种静态研究都“忽视图书生产和流通的过程”,所以达恩顿“把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对宽广的社会史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生意》,2页),这就意味着将书籍史置于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史之中,而不仅仅是视作某种展示博学的东西,达恩顿的真正目的是:“从严格意义上的书籍史转移到更加广阔的传播史,而那反过来又会联系上法国革命的爆发这一经典问题。”(《自白》,22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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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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