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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晓钟

  19世纪末,中国爱国知识青年为了倾吐他们对清朝腐败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怒,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开始引进话剧形式,把它作为表达自己政治情感的新武器。如果不算它的萌发时期,而是从1907年春柳社和春阳社的话剧演出活动算起,整整一百年了。
  百年来,中国话剧宣传革命、宣传民主、宣传社会主义,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前导。中国话剧的奠基人、先驱者和几代话剧工作者,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人民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中国文学艺术史将永远记住他们!
  中国话剧百年的历程,形成了具有历史特点的优良传统,即:1.战斗的传统;2.不断民族化的道路;3.以“我”为主,借鉴、吸纳的传统;4.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主体,多种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并存。这是百年来,中国话剧的奠基人、先驱者和几代话剧工作者用血和汗水积累的宝贵财富。
  1.坚持不断民族化的道路。中国话剧在它被引入时就是一种外来的艺术样式。百年来,中国话剧工作者探索着话剧民族化的一个又一个新的课题。几代具有深厚文学传统、戏曲传统的话剧艺术家,艰辛地使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所蕴涵的美学精神与话剧固有的美学特征相嫁接,用于表现现代生活,使中国话剧艺术能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和魅力,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中国话剧工作者认识到,话剧的民族化首先是要塑造民族的性格,在话剧创作的内涵上深刻传颂民族的精神、魂魄;与此同时,也要求作品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在话剧民族化的进程中,中国话剧工作者逐步认识到,话剧的民族化并非话剧的戏曲化。话剧需要学习戏曲,不是照搬其形式和手法,而是将它的美学原则以及艺术方法融会贯通地运用在话剧艺术的创造之中。如中国戏曲的“写意”美学,它的假定性原则,它的“情”、“理”观,它对精湛技艺的锤炼,它对形式美的追求等,当然,这已不只是中国戏曲的美学原则,而是中国传统文学、绘画、音乐包括戏曲艺术所固有的美学财富。这些认识和实践,为我们话剧的民族化打开了广阔的天地。
  新时期以来,我们话剧工作者重新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及戏剧的美学精神,又从借鉴外来现代戏剧的理论与作品的反观中开始思索:如何把我们的继承面向时代,面向今天的群众,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民族话剧的现代化和创造现代的民族话剧的课题。正如文学史家王瑶在论述现代文学与民族传统关系时所说:“继承民族传统,一定要使古老的东西现代化;如果不现代化,就无异于国粹主义。”(王瑶:《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戏剧理论家胡星亮也认为:“民族化的前提是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胡星亮:《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中国话剧工作者正是这样,把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美学财富的继承和时代美学精神相结合,努力使我们的话剧既是民族的,也是现代的。
  2.以“我”为主,借鉴、吸纳的实践。历史上,中国话剧的先驱者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并不封闭、排他,而是具有开放的度量。上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中国戏剧出现过“两度西潮”。伴随着“五四”思想解放、“吸纳新潮”的时代风气,中国现代艺术的先驱者在“新浪漫主义”的名义下,把当时西方兴起的诸如“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文学艺术介绍到中国来,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话剧产生过一个初具雏形的“现代派”,整个20年代,中国话剧一度呈现出各种思潮、流派错综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宋春舫等人纷纷译介西方的一些戏剧作品和理论;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批受西方现代戏剧影响的剧作家和剧作。后来,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中国话剧逐渐从对各种思潮、流派的学习与吸纳中,把重点转向侧重写实原则和“再现”美学的现实主义,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唤醒民众、拯救民族的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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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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