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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至民初时期社址在西城地区的报纸(四)


□ 满恒先

  韦耀先与《穆声报》
  
  回族是北京的古老民族之一,在北京扎根已近800年。历史上的北京回族与其他民族一起经历了王朝辉煌与近现代的苦难。特别是清末民初,北京回民中涌现出丁宝臣等一大批先进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创办的《正宗爱国报》等报刊,直指袁世凯等反动势力,成为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丁宝臣的《正宗爱国报》侧重的是反袁与爱国,那么,创刊于上世纪20年代初的《穆声报》,则更关注于回族自身生存现状与伊斯兰教教义、教法的维护。
  苦难的年代苦难的民族二十世纪20年代初,北京政坛府院之争暗流涌动,财政几近枯竭,直奉战争你杀我掠,帝国主义乘机谋划“国际共管”。北京市面也不消停,昨天打炮今天响枪,银行门口一天几次挤兑风潮。兵荒马乱的年月,不用说平民百姓,连政府职员都是几个月拿不上工资,军警代表围着总统府要求关饷。苦难的年代,回族的苦难比起其他民族则更为深重。
  近现代以来,北京回民的谋生手段叫“两把刀、八根绳”,是“为人附庸,受人剥削”的行业(马松亭“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033-1034页)。他们主要从事牛羊行、骡马行、驼行、厨行和青菜行,还有后来形成于廊房二条和花市一带的玉行。除少数经营成功的富商大贾外,多数回民是居于宣外、德外、阜外等城乡结合部的“穷回回”。进入民国,北京处于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回民的生存状况到了“生无粒糈,死无葬所”的地步。包括《穆声报》在内的这一时期报纸,常见回民贫寒者冻饿而亡又无钱葬埋、无处葬埋的报道。幸亏回民有互助精神,各处回民及清真寺成立“埋抬会”以助葬埋,灾年自办“粥厂”以救济食不果腹的回民。
  回民越穷越上不起学,越是愚昧、落后就越贫穷。民初北京回族的初等教育(高等教育根本谈不上),也就是王浩然、马振五(邻翼)创办的“京师师范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牛街小学前身)、花市清真寺创办的“穆德小学”等屈指可数的几所学校。马松亭总结这一时期回族教育的现状是“教育落伍,文化水准低落。”(引文同上)
  如果说生存空间的狭窄和生存能力的低下是压在回民身上的两重压力,那么,民族歧视则是另一重重压。民国建立,号称“五族共和”,但回、满等少数民族并未享受平等权利。这种歧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日本等帝国主义势力的挑拨。他们从清末就已渗入回族社会,鼓吹“回族自治”、建立“回回国”。日本人认为回民愚昧落后,控制了回民,离分裂、灭亡中国的目标会更近;其次是新老军阀对回族的打压、利用与出卖。他们对待回民的态度取决于自身利益的得失,甚至不惜动武以达目的。袁世凯强拆北京清真普宁寺,孙殿英在绥西屠回等事例不胜枚举,蒋介石则根本就不承认回回民族;再有就是文化阶层与底层民众中的少数人,或因无知而丑化回民的习俗,或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大汉族主义,或因上层统治者挑拨而仇视回民,并因此酿成层出不穷的侮辱回民事件(简称“辱教案”)。
  “……在这种环境演变之下,回民为保存本身的生命起见,由自立求进的状态,变成消极自守,不干外事的状态,放弃社会上的一切权利,专求宗教本身的推延,驯至养成回民仅富于宗教意识,而薄于国家意识。”(马松亭语引文同上)这应该是《穆声报》创刊、出版的时代背景。
  从“穆友社”到《穆声报》1923年的某一天,十几个青年聚集在牛街李廷弼家中,以“砥砺言行、联络感情”为宗旨,由在河南中学(宣武门外)读书的李廷弼、刘屹夫倡议,成立了一个回族青年团体,叫“穆友社”,取穆斯林朋友之意,以“切磋学术、交流心得、研究时务”为目的。据刘东声、刘盛林《北京牛街》一书记载,加入该社的青年有刘伯余(刘屹夫兄)、杨兆钧、杨汝估……和当时在牛街小学任教的王梦扬、马中澄,以及青年印刷工人韦诚光(字耀先)等,公推李廷弼(字翼安)为社长。该社成员每月到刘家集会一次,还创办了油印社刊《穆友月刊》。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穆友社”积极参加了声援上海工人大罢工的活动,并应牛街工人的要求筹办“工人夜校”,后因条件所限没有办成。后期的“穆友社”成员开始分化——刘伯余、王梦扬等创办“中才小学”,并在马松亭等支持下发展壮大,促进了牛街地区的平民教育;刘屹夫将主要精力放在组建“追求学会”上,该会成员戒烟、酒、赌、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宣传伊斯兰文化,深入京郊回族村落,增长社会见闻。刘屹夫、杨汝佶等“追求学会”的部分成员后来参加了中共党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韦诚光则选择了创办伊斯兰教报纸的道路。
  从《穆声报》的内容与风格来看,办报人应具备三个条件: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管理能力;懂得或掌握报纸出版和印刷技术;信仰伊斯兰教且具有较高的教门知识。韦诚光符合这些条件。
  韦诚光字耀先,以字行,称韦耀先,生卒年不详,北京牛街人。韦耀先的受教育情况不详,但从其文字水平看,应具有初小或私塾开蒙以上的文化水平。1924年时的韦耀先还是个青年,但生活阅历已显丰富。他是财政部印刷局的一名工人。所谓“财政部印刷局”,是前清时的“度支部印刷局”,军阀时代为官办印钞厂,解放后,称北京印钞厂,代号“五四一”厂。这个厂的工人具有革命斗争传统。自民初始,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这个厂的工人受新文化影响,罢工、请愿连绵不断。韦耀先在这个厂学到了印刷知识,也受到新思想的熏陶。他是回族,生活在牛街这个伊斯兰教文化氛围浓重的地区,宗教意识自然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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