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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主义的全球化逻辑


□ 张兴成

  在《东方学》出版二十五周年之际,企鹅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新版,萨义德在《自序》中再次悲哀地宣称,东方主义思维与认知策略依然是全球文化与政治冲突的重要原因。美国对中东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理解没有丝毫的改进,那些研究中东的东方学家还在为五角大楼的种种对伊政策和战争行为制造合法性辩护,媒体里依然充斥着关于阿拉伯世界的种种“妖魔化”再现,它们将“恐怖分子”的标签随意贴在阿拉伯人脸上。因此,萨义德再次提出了现代帝国主义是否终结,或自拿破仑入侵埃及以来它是否在东方继续存在的问题。同时,萨义德也指出,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对于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也完全缺乏了解,很轻易地就滑入了反美主义。因此,作为帝国的对立结构,对于“东方人”或“第三世界”来说,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东方主义的霸权行为的真正实现是西方人一厢情愿就能做到的吗? 在全球化时代,东方主义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东方人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应该重视萨义德对东方(主要是中东,尤其是其故乡巴勒斯坦)的态度。
  萨义德认为必须抛弃一切的民族主义的“认知策略”,拒绝一切民族想像与认同的“始源性”思维,因为这是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权力运作的基本方式,也是东方主义思维的核心。对于西方人来说,追求始源性的本质划分,区分出所谓的“西方人”和“东方人”的特性不过是为其“东方化东方”提供依据,进而在想像与归附东方的同时实施对东方的掠夺与统治。身份建构常常与社会权力的运作相连,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同样,东方主义批判并非只是针对西方,东方人或者那些受殖民的人们如果不从狭隘的民族性认同与想像中摆脱出来,就会滋生种种排外主义、原教旨主义行为,他们往往只关心权力而非灵魂,关心以民族解放的谎言来动员民众,而不是真正去分担与减轻民众的痛苦与渴望,他们只统治民众但不代表民众。这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中表现得比较明确,萨义德之所以后来与阿拉法特等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分道扬镳,就在于萨义德认为民族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始终不能超越人的独立与自由。萨义德所追求的无疑是启蒙以来真正的“人的解放”,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这种解放既是对外来殖民压迫的解除,同时也是对“内部殖民”的解除,民族国家的解放与独立应该完成双重的“解殖”任务,而不是在告别西方殖民者的过程中塑造新的本土统治者。在萨义德看来,“巴勒斯坦/以色列在争取平等时,应以一个人类目标为指导,也即共存,而不是进一步的压制与拒绝”。人权革命与民族革命是并行不悖的,而阿拉法特等人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抛弃了为阿拉伯人民争取自由与正义的“普遍性”追求,越来越严密地把巴勒斯坦人民封闭在排外主义的民族主义蚕茧之中,当他们以争取国家政权为最终目标而不得不达成各种“肮脏的妥协”,甚至不得不以牺牲阿拉伯和以色列人民的生命、自由和正义为交换条件时,萨义德看到了狭隘民族主义的致命弱点,一九九一年,他决然辞去了巴勒斯坦民族委员会委员,并开始在英语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传媒上公开批评这种民族主义行为。在这一点上,萨义德深受法农(Frantz Fanon)的影响,法农认为民族主义固然是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必要激励,但当殖民者撤离后,民族意识就必须立即转变成为“社会意识”。否则就会出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局面,在取得民族国家的独立之后,其政权却成为新的阻碍民主自由运动的力量,并且产生了像蒙博托、阿明和萨达姆这样专横跋扈的独裁者。因此,如果继续依赖形形色色的后殖民政府及其对新独立国家人民主权喋喋不休的说教和压制,而未能完成从民族主义到真正解放之间的转折,其结果注定是穿新鞋走老路,用本土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已。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告诉我们,胜利的本土人很快就发现他们仍然需要西方,完全独立的观念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虚构,“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同样需要帝国与殖民者式的统治与宰制,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是两种正反对立却又相互依赖的力量。今天,民族认同策略之所以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观点之所以被前所未有地加以宣扬,推本溯源主要起因于帝国主义的经验,“民族认同策略是帝国主义进入全球性的标志”。萨义德有一个比喻颇能说明这个问题:恐怖分子驾飞机冲向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犯下滔天大罪,他们是如何熟练地掌握这些技术细节的? 一边是“西方的”科技,一边是贝鲁斯柯尼所说伊斯兰对参与现代化的无能,两者之间如何划清界限?
  民族想像与认同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化的重要动力,全球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巧妙地利用了本土化与民族主义认同,从而在不断地复活和巩固东方主义思维。我们不能再把东方主义仅仅理解为“东方”与“西方”,或者“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权力与再现关系,而是必须将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和认知策略不断地具体化和复杂化,我们要重视区域性的“东方主义”甚至民族国家内部的“东方主义”,即注意东方主义的在地化问题。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东方人的东方主义”、“新东方主义”和“后东方主义”等概念,以探讨东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形式。我以为,其中德里克(Arif Dirlik)提出的“东方人的东方主义”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性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知识界的状况”,后殖民话语的流行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进入到西方学术中心密切相关,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把东方主义问题引入了东方或第三世界本身,这可以说是对萨义德双重批判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德里克认为,东方主义不是单纯由欧美发展而后抛向“东方”的一个自治产物,而是欧美与亚洲之间一种扩展中的关系的产物,这是理解“东方主义及其在现代性中的位置的根本”。欧美东方主义的认知和方法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了东方“自我形象的构成”。东方主义原本表示亚洲社会与欧美社会之间的一种疏离,现在,随着亚洲社会以全球资本主义的能动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它似乎表达全球现代性内部的诸种差异了。在此掩盖之下,东方主义为冲突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提供了场所,而这些意识所效忠的中性力量已不再容易辨别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中国的或非中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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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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