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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与猛士


□ 王培元


  在《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一书中,孙郁对周作人及其追随者多有批评,有的还相当严厉,然而,他又认为苦雨斋文人“以独立精神为本”,“依然保持了‘五四’初期的纯净之气”,乃至于叹赏其某些文字“精神的超远”,“以超功利的态度对待学术,便可以把思路引向纯粹的静观之路”,并由此断言:“周氏传统,是对鲁迅模式的一种补充”,以为从周作人出发,上溯历史,可以“寻找中国文人的另一条精神脉络”。这些看法不是我所能苟同的。
  叛徒——“隐士”——汉奸,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人生“三部曲”。虽然三者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其间倒确有一个隐约可见的“精神脉络”。
  周作人的人格追求、自我价值期许和社会文化取向,与乃兄鲁迅是极不相同的。他主张“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荷,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需的”;还幻想过“焚香静坐的安闲丰腴的生活”。因此,他又极为欣赏日本的“茶道”,以为可称之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这就是周作人甚为推许的“生活之艺术”。
  所谓“生活之艺术”,即“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其实也就是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以观赏的看客的眼光看取现实,与社会保持一种适当的微妙的距离,不即不离,若即若离,既超脱于现实,又不能彻底忘怀世事。对此,鲁迅有一段话说得极精彩:“徘徊于有无生死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在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对于周作人来说,这种“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的“生活之艺术”,就是一种精神抚慰法,说是精神胜利法亦无不可。这种精神抚慰法,“虽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冯友兰语),不能正视郁闷和痛苦,却能稀释郁闷和痛苦。
  周作人说他的灵魂一直被“绅士鬼”和“流氓鬼”所纠缠,这两个“不甚协和”的鬼,指挥着他的所有言行,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二者之间摇来晃去。“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出来的……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升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五四”时期,“流氓”一度占据上风,于是周作人率先提出“以人的道德为本”的“人的文学”的口号,倡导“思想革命”。但即便此时,“绅士”也仍然在他心里隐藏着,并不时地冒出来。他先是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来界定人道主义,随后又担心人生派的文学观“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为一种讲坛上的说教”,从而主张“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即“用艺术的方法”,表现“对于人生的情思”。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自己的园地》一书里,他提出:“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明确说“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以为在“自己的园地”里,种蔷薇地丁与种果蔬,“虽是种类不同而有同一的价值”。这已经隐约透露出周作人日后变化的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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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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