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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的位置


□ 康路易

  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参与深度哈广度的提升,在过去几年引发大量媒体关注。在法语甚至有了专门的新闻名词“Chinafrique”。从在安哥拉的中国建筑公司,到在苏丹的中国石油企业,再到每一个非洲国家首都几乎都有中国参与建设的体育场馆,西方媒体和公众感受到了手卜面而来的“中国潮”。

  种观点是,同此前其他西方国家与非洲的关系相比,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并无二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参与,与其他已有的殖民力量的竞争,只是一场零和游戏,非洲人不可能从中获取丝毫的益处。西方,特别是欧洲,对于中国在非洲的发展感到不满,仅仅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中国的灵活和精明。

  另一种观点是,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和非洲以往所有的关系都不相同,是非洲对过去的“终结”。正如许多中国外交政策观察家所言,中国从历史上看从来就不是领土扩张主义者,所谓中国新殖民主义之说站不住脚。中国取代了以往的殖民者,对于非洲来说是好事。中国公司与非洲签署的自然资源合同与过去那种西方剥削式的合同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中国在非洲的参与帮助非洲国家打破了过去殖民主义的羁绊,双方是平等的、双赢的。

  我们应该相信哪种观点?也许,两个都不。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完全正确,原因如下。

  重要的是能让非洲发展

  非洲自然资源使用的基本问题包括:第一,是否会导致经济变得高度依赖自然资源,或者在很多例子中,经济是否将继续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第二,非洲国家自身能否建立或者加强机制性的保护措施,以免出现“自然资源的诅咒”(自然资源诅咒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的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反而迟缓——译者注)。

  一个国家一旦成为自然资源的主要出口国,其机制很有可能是通过所谓‘荷兰病”( the Dutch disease)王见象荷兰病,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译者注),继而导致经济中其他不依赖自然资源的部门萎缩。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是,成为自然资源出口大国往往伴随着该国汇率升值,制造业等出口受到打击。眼前的例子是加拿大:看看加元过去几年的升值幅度,以及阿尔伯塔地区石油、焦油砂出口的提振。

  更为阴暗的一面是,自然资源的丰富往往催生权力寻租行为,而这对于经济发展不仅无益,反而会滋生腐败、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当然,是与中国做生意还是与法国做生意,是非洲的选择。非洲自身的问题已经存在,无论哪一方对非洲的参与都很难使其恶化。不过,问题起码从概念上明朗化了:与非洲做生意的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非洲自身能够制定机制与政策,走上发展的道路。当然,最近在马里和中非共和国发生的事件也让我们很难对非洲自身发展非常乐观。

  中国的位置

  那么,中国应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关系能否为非洲发展做出贡献?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如果中国在非洲的参与能够遵循特定的规则。

  西方国家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提供了数以十万亿美元的援助,中国方面的数据尽管不明朗,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也已成为对非洲援助的大国之一。与此同时,欧盟对于非洲农作物出口到欧洲市场几乎关上了大门。以棉花为例,马里的棉农自然无力与享受高补贴的欧洲棉农在欧洲市场竞争。美国也有类似举措。笔者挚友、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曾就经合组织( OEGD)国家农业保护主义使非洲农民所付出的代价做过详尽表述。这一代价几乎等同于这些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只手给予,一只手掠走。

  OECD国家对于非洲农业出口的惩罚现象因非洲国家独立、经济发展而加剧。这固然从政治角度可以理解,但是确实从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非洲国家制度性改革的难度。非洲政府大多对于农业、农村有偏见,因为执政者主要依赖城市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支持。

  中国在非洲的位置在哪里?答案很简单:基础设施建设——物质性的和机带性的。

  首先,中国参与或出资的基建设施应服务于非洲农业项目,而不仅仅局限于石油或矿产资源。这些农业项目的获益者应当是小农业生产者,而不只是大型农业集团。举例而言,如果在安哥拉建设的铁路能够使农业获益,那么对于安哥拉经济来说,它将是一场变革性的事件,因为在看似繁荣的GDP增长率之下,以往很少有项目能够延伸至广袤而贫困的农村地区。在1975年安哥拉从葡萄牙殖民统治独立以前,安哥拉曾是世界上第四大咖啡出口国。而现在,市场上很少能看到安哥拉咖啡。

  经济发展法则告诉我们,一个贫困的国家若想发展繁荣,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是根本因素之一。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之所以到现在还贫困,也是由于其农业发展不足。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从很大程度上讲,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农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当然,也应看到,非洲农业生产力的提振将引发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市无力负载。

  其次,中国能够为非洲机制性改革做出贡献,主要是在经济改革领域,如建立司法系统、制定规则和监管机制。这是许多西方国家在非洲回避或者未能做到的。这些机制性的大环境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中国在非洲大陆越来越高的参与度能够帮助当地展开这些机制性建设,中国也将获益。

  综上,如果中国的基建项目能够使非洲农业获益,中国能够帮助非洲建立机制性的大环境,那么,中国就将为撒哈拉以南地区成为21世纪全球增长引擎作出重大贡献,也将为中国的出口商带来一个巨大市场。这种双赢的机会并不多见,失之交臂将是很大的遗憾。

  作者为日内瓦高等研究院金融发展中心主任、国际经济学教授、发展经济学博士项目主管财新《中国改革》记者陈沁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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