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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国家祭台之路(下)


□ 许纪霖

  作为一个缺乏内在定力的精神“无赖”,摩罗对外界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的内心充满了虚无感。他的心灵比大脑丰富,如今心灵失去了人道主义的信念,便如同古井一般枯竭。摩罗最初所感知的虚无,与世俗虚无主义不同,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他发现:“生命与虚无是在同一瞬间诞生的。虚无的重量大大超过每个生命所能承受的限度,然而它却成了每个生命的宿命,所以人被诞生这本身就是无辜的侮辱。”(摩罗:《第二次诞生》,载《自由的歌谣》,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49页)既然人的耻辱不是来自现世的残暴,乃是源自人心中的幽暗,是与生俱来的存在荒谬,那么人道主义的力量便无力拯救人的命运。摩罗的意志力太弱,无法像鲁迅那样凭一己之心力,担当无所凭借的虚无人生。他渴望有所信,需要精神的拐杖。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永远是自我矛盾的,追求自由,又恐惧孤独,希望多元,又渴望可以安顿灵魂的终极价值。艾琳·凯利在谈到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研究时,指出俄国知识分子有着“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 两种矛盾的心理。“幽闭恐惧症”害怕专断对自由的压抑,渴望多元的光明;而“广场恐怖症”则恐惧选择,在需要意志决断之时常常放弃责任,幻想着有一个更高的一元意志做自己的主宰。俄国知识分子“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状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中艾琳·凯利:《导论:复杂的惠见》,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二○○一年版,导论9页。凯利引用的伯林思想,见伯林:《穆勒与生活目的》,载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二○○三年版,276页)。早年非常迷恋俄国十九世纪思想的摩罗显然也感染了这一精神的紧张,一方面他热烈地追求个性与自由,另一方面又因精神贫乏和意志薄弱而恐惧孤独,渴望获得弥赛亚式的终极拯救。他在怀疑与信仰之间徘徊,既渴望有所信,又害怕被骗:“我渴望生活在平庸时代,也就是渴望生活在既不被骗子牵着鼻子走,也不被信主引着灵魂走的时代。在受骗和信仰之间,我还是愿意选择后者,庄严地持守苦难的灵魂。我害怕信仰的世纪,我更害怕需要信仰却又拒绝信仰的世纪。”(摩罗:《寻找信仰的世纪》,载《因幸福而哭泣》)
  为了寻求强大的精神资源,摩罗在百般犹豫之际投奔宗教,皈依耶稣,一时似乎重新找到了信仰。在二十一世纪初的那几年,相信了上帝的摩罗变得明朗了许多,他内心洋溢着爱,为世俗的幸福而哭泣,被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感动,对苦难的人类和堕落的灵魂充满了同情与怜悯。摩罗像不少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那样,被宗教所吸引,希望被上帝拯救,一劳永逸地获得灵魂的安宁。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终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民族的遗传基因没有留下宗教的虔诚,也不习惯启示式思考。他们毕竟是孔夫子的后裔,目光虽然投向天穹,双脚还是站在大地,彼岸、救赎、弥赛亚、末日审判……这些异域的基督教元素可以作为话语讨论,却无法内化为精神的本能。皈依了上帝的摩罗认为:“只有在理性审视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对此岸世俗生活的否定与超越,然后才有信仰产生,才有宗教产生。”(摩罗:《信仰的饥渴折磨着我们》,载《因幸福而哭泣》)一个过于理性的民族是无法走近上帝的。摩罗承认宗教对抚慰干枯的心灵有功效,但精神深处依然与上帝隔了一层:“在我从人本主义精神资源中渐渐退出的时候,没有另一个同样丰富的资源为我提供支持。我企图从宗教世界汲取营养,企图从基督、佛陀、托尔斯泰、甘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得到启示。可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环境使得我们与宗教隔得太远。尽管我想尽快跨过去,却感到步履沉重,虚弱无力。”(摩罗:《致张宇光兄的一封信》,载《因幸福而哭泣》)
  摩罗矛盾的性格在此刻显露无遗,他敏感而不坚定,容易轻信,又永远在怀疑。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是平民知识分子,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参见以赛亚·伯林:《父与子》,载伯林:《俄国思想家》,译林出版社二○○一年版,310—364页)。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子似乎刚好倒过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九十年代之后的年轻一代,因为在虚无主义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而摩罗兼具父与子两代人的特点,他像八十年代人那样轻信,又如同九十年代人一般犹豫。假如他像儒家和英国人那般中庸,或许可以超越二者的紧张。偏偏他又是一个好走极端之人,性格中有他心仪的俄国知识分子脾气:“俄罗斯精神不知道中间道路,或拥有一切,或一无所有。”(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30页)就像他最初发现人道主义无法自我拯救时便决然抛弃一样,如今一旦感觉宗教太隔,也开始与之疏离。摩罗曾经是那样崇拜鲁迅,却无法像鲁迅那样意志坚韧。鲁迅承受着虚无的痛苦,但他是一个“能动的虚无主义”者(关于鲁迅的“能动的虚无主义”,参见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八年版,116—117页),明知前面是一片墓地,还是要以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过客精神,积极、能动地向前走,相信走的人多了,便会杀出一条血路。摩罗则是沉思有余,行动不足,在虚无与虔信之间摇摆不定。他是极端的,却缺乏终极的虔诚。即便摩罗皈依于基督的时候,也有分析者敏锐地发现摩罗的宗教感不是教堂里的宗教,而是大地上的宗教。摩罗一切的忧患只是在寻找安全感(参见莲子、刘年:《摩罗:大地上的悲悯》,载摩罗:《大地上的悲悯》,153页)。更准确地说,摩罗寻求的是群体的皈依,是对更大的“自我”的精神认同。最早在江西孤军奋斗时他认同的是知识群体,渴望被知识分子接纳,待到上海来读研,发现知识人是如此丑陋,转而崇拜尼采式个人,但又害怕孤独,忍受不了精神的寂寞,于是去皈依基督。但他又无法从宗教那里获得终极的认同,最后在中国崛起的感召之下,索性从一个极端跳进另一个极端,浪子回头,迷途知返,一头扎进了祖国妈妈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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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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