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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政治与高谈政治


□ 尹 钛

  张中行撰文回忆章太炎,说提起章太炎先生,总是先想起他的怪,而不是先想起他的学问。“多种怪之中,最突出的是‘自知’与‘他知’的迥然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比如明朝的徐文长,提起青藤山人的画,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爱,可是他自己评论,却是字(书法)第一,诗第二,画第三。这就难免使人生疑。章太炎先生就更甚,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这不只是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其实,章太炎的自评诸项之中,其自许最高的恐怕还不是医术,而是政治见识。时人都知道,章太炎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对此,章的朋友马叙伦颇为无奈且惋惜:“余素不乐太炎与闻政事,盖太炎讲学则可,与政则不可;其才不适此也。徒能运书卷于口舌之间,观此所载,几若洞烛无遗,亮猛复出,而其实每违于事势,然四方当局皆重其名而馆之,亦实非能尽其言也。”
  忽然想起章太炎的自知与他知之反差,是因为最近重读了张鸣先生的《再说戊戌变法》一书,其中分析到了章太炎的政治对手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诸人的政治实践与政治言论之间那种令人痛心的乖离。他们都是不世出的学人和文人,且又都是在中国政治史中留下了鲜明印迹的政治家。然而,与其在学术界、文化思想界卓然无可撼动的成就和影响相比,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又都是典型的失意者。康有为在戊戌之后,因为保皇而日渐走向中国政治的边缘,最后竟成了张勋复辟这一幕丑剧中一个灰溜溜并不光彩的角色。梁任公算是从政治中全身而退,遁入了清华的书斋,但这也是他在民国初年的政治中饱经挫败之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他以为自己可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青衣或旦角,每次登台时却发觉自己不过是一跑龙套的角色,这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至于章太炎,晚年虽“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鲁迅语),对政治却依然有着悻悻不甘之心态,于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底定统一大局之后,他还在大力抨击国民政府(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现在说以党治国,也不是以党义治国,乃是以党员治国,攫夺国民政权,而对外仍以中华民国名义,此与袁世凯称号洪宪后仍以中华民国年号对外意义相同”,“袁世凯个人要做皇帝,他们是一个党要做皇帝,这就是叛国。叛国者,国民应起而讨伐之。”他这番政治言论,换来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通缉反动分子章炳麟”的坚决回击。
  他们的天赋所长,在于思想、文章与学术,但其情之所钟,却在政治。学术回报他们的是不朽的名声,政治回报他们的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意与打击。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悲剧?
  《再说戊戌变法》一书着眼之处自不在个人命运的悲剧,但不经意间却对这知识人一再蹈入的陷阱做了发人深省的揭露,那就是这些知识人在实践政治中“一身二任”的角色悖论:他们既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宣传家(这里的“宣传”一词并无贬义),又是从事实际政治的政治家,“思想启蒙和政治操作都是非常繁难的任务,而这两项任务本身是有冲突的,不应该其实也不能由一种人来同时承担”。换言之,从事思想的创造、知识的生产和从事权力的操作与利益的争夺,这是完全不同的人类活动领域,需要不同的天赋,二者也遵循着迥然有别的行为逻辑,一身而二任,如果没有超常的才智,难免不产生“左右互搏”的行为错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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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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