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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辩证法


□ 张春梅

  身体叙事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叙事的主要内容。对于叙事中的肉体至上现象,重要的不是做出道德、伦理上的界定,而是分析其变化历程和生成原因,以及它是以何种方式与当代文化语境相契合的。本文从大众文化角度,分析为美人塑形的过程以及身体叙事的生存策略,指出当身体止于肉体时,是以精神、情操、意识、自由为代价的。
  
  如果要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叙事中出现最为频繁的话题,恐怕非“身体”莫属了。作为这一现象的延续,21世纪初掀起的“身体写作”热,则大有后浪推前浪之势,其描写更加暴露,而言词也更加大胆。所谓“身体写作”,其含义也就是叙述完全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身体渴求出发,并充满对自己激昂而骄傲的热恋。热衷于“身体”,无限制地张扬“性”,这些现象不仅发生在文学叙事中,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世界里更是触手可及。这是个症候性的时代问题。“由于隋绪和情感与人格的本质密切相关,因此它们并不具有单一个体的单一特征,而只有或多或少属于所有人的普遍特征。每一个体一旦置身于适合的情境之中,都能够表现出某一特定的情绪”。因此,对充斥于“叙事中的肉体激进主义”进行分析,无疑是我们把握90年代文学叙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对于叙事中的肉体至上现象,我们不是要做出道德、伦理上的界定,而是要分析其变化历程和生成原因,以及它是以何种方式与后现代语境相契合的。这些方面有助于我们理清后现代叙事的特征,并以此作为审视文学危机的切入点,找出后现代叙事的问题所在。进而言之,“重要的(至少是最重要的)不是去了解我们是否对性说是或否,我们是否宣布禁忌或许可,我们是否肯定它的重要性,或者我们是否否定它的结果,我们是否改变我们用来指称性的词语,而是要考虑我们谈论性的事实、谁在谈论性、我们谈论性的地点和观点、煽动我们谈论性并且积累和传播性话语的各种机构。一句话,就是要考虑全部的‘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这为我们分析中国90年代文学叙事中的“性话话”泛滥现象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叙事中的身体
  
  对文学叙事中的身体进行分析的一个有趣的切入口就是语言,从语言可看出看待事物的态度或观点的变化,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认识。对“性”及身体的描述方式和言谈方式的变化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90年代以来文学叙事的微观角度,使我们能够在变化中考察时代语境与文学叙事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20世纪60、70年代大量的文艺作品中,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赋予身体高度的政治意味。身体的能量被无限放大,身体不仅具有革命的指示功能,而且具有脱性别化的意味。最典型的就是女性自己的身体几乎被剔除,变成了同男性几无差异甚至在体能上超过男性的“铁姑娘”。身体自身的性别光彩被遮蔽了,相应地,情感也处于冬眠状态。80年代初在“伤痕”和“反思”文学中,尤其是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戴厚英的《人啊,人》,张抗抗的《北极光》等作品,突出了女性性别意识的朦胧觉醒。这些作品展示出了女性那丰富、美好和充满爱的世界,但身体本身的魅力还并未从“男女平等”的呼声中得到彰显。性爱描写就更加稀缺。这与80年代初期国家政治的转型和人道主义的宏大叙事有关。对个人价值的发现和对人之生存的思考占据了叙事的主要位置。恢复和承认健康的人性,要求懂得爱和尊重,将精神之爱作为叙事的重点所在,这是新时期情爱主题的主要特征。而这些又是与思想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肉体问题被暂时封存起来。新时期文坛上许多女性作家声称:“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它实际上支撑起一种想象/幻觉:我们可以超越阶级、性别、种族,而共同面对“人类”的生存处境。这一想象实际上是当时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一种反映,其结果,便是导致了性别立场在新时期文化语境中一种结构上的匮乏。而反映在叙事语言上,身体也往往是以被遮掩的面目出现的,如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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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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