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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


□ 吴 炫 王 干 费振钟 王彬彬

  吴:《读书》这几期,上海的朋友相继提出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遮蔽等问题。今天,我们江苏几个学人聚谈,看看能否将其中一些问题深化一下。我总觉得,失落也好,遮蔽也好,这些只是描绘了人文精神在中国的现状,但追问一下,这里面也暴露出我们过去的人文精神理解上的问题。换一种思维方式也可说,正因为我们过去追求的人文精神有问题,所以今天失落了,这样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建设新的人文精神这一空前难题。
  另外我注意到,中国儒家的人文关怀和西方近代的人文话语有个特点,那就是她们都成为过社会的主流话语,在本文化系统内占据主流。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抛弃了儒家的一套人文关怀,所需要建立的人文价值是否也应该力争主流化才可能?反过来,本世纪西方的人文意识之所以在中国总是处在边缘位置,被排斥,在实践中又很难完成对儒家传统的否定,是否也说明既定的西方人文话语并不完全适应中国?
  干:我觉得人文精神在当代,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和思维状态。人文精神的危机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具体地说,多年来我们人文工作者始终是以“参照”作为生存依据的。“五四”时期,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这些新文化的先驱,对儒家传统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所参照的西方人文价值体系是非常明显的。民主、自由、博爱这些价值规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冲突当然是很尖锐的。后来由于种种特殊情况,五四的这种西方人文传统被中断了——这个“中断”也许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又想恢复五四的这种人文传统,但是现实又非常残酷,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忽然成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写照。原来中国知识分子千呼万唤的那套西方人文传统,在西方也面临了危机,面临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西方人文价值传统在崩溃。作为以“参照”为生存方式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也会感到陷入一种迷茫的困境。而现实的问题,现实的困境,又在加剧着我们这种迷惘。于是我们便一下子找不到了自己的生存状态。简单地说发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或者对西方已有的人文精神认同,恐怕都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寻找新状态”才是九十年代中国人文科学工作者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很迫切、很重要的话题。
  费: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太重现实功利,太重集体原则,太容易媾和认同,缺乏形而上的批判与否定精神。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找到自己的个人位置和独立话语,这样,也就谈不上对人文精神有自觉清醒的建构意识。
  回顾中国历史中人文精神的发生发展过程,不论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是道家对个人生命的重视,从中都不难发现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轨迹。但悲剧在于:本来人文精神应该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话语相对立的,可一旦统治阶级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纳入其集团政治话语时,无论儒家型知识分子,还是道家型知识分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统治阶级公开的或潜在的“合作者”,人文精神也就在这个时候被阉割、被遗置了。所谓“儒在庙堂”,就是儒家人文精神被同化的一种说明。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时那种“仁爱”理想,有着明显的反对国君暴虐政治的人道倾向,但到了汉代“独尊儒术”,儒学被请进“庙堂”,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话语以后,这种“仁爱”理想的性质就完全变了;而“道在江湖山林”,虽说表面上站在与“庙堂”相对的位置上,可究其实,人的个性自由对现实政治的超越作用,已不复存在,“山林”更多成为“庙堂”的补充,历代许多自认为老庄之徒的文人,“身在江湖,心在魏阙”,就是证明。这不仅是历史,也是近代的现实。从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说曾激烈地抵制过,拒绝过,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传统知识分子同样的悲剧,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越过儒与道的历史思路。事实提醒我们,人文精神只有与世俗的社会功利需求相对抗,才能得到彰显和阐扬。要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对于承担人文精神的责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和价值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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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4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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