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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学案”:学风、方法与气度


□ 夏中义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论述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简称“百年学案”)研究的若干现象:一曰学风,若无朴学学风,“百年学案”探索难以为继;二曰方法,“文献——发生学”方法作为“百年学案”赖以深化的思维规程,可谓是朴学学风的当代演示;三曰气度,朴学学风源自学人气度,该气度以学者有否“学术史”意识乃至“学派”建设意向为标识。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 “百年学案” 学术史 学派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简称“百年学案”)研究特点有二:一曰注重个案;二曰注重对个案的“文献——发生学”研究。前者有涉研究对象,后者当指研究方法。两者皆与学风有关。笔者不敢说,“百年学案”研究旨在倡导朴学学风,但客观上,若无一点朴学意识,则“百年学案”研究难以为继,对本土学界也无甚参照意义。这就是说,审视“百年学案”研究这一现象,可有两个角度:一是孤立地看,纯粹将它视作个别学人的选择,既然学术自由,则学人愿写什么或怎么写,那是他(她)的事,诚与别人无涉;二是作整体观,即把上述现象置于当下语境去看,则“百年学案”研究多少显得有些另类。因为浏览近十年的出版物,打“百年通史”招牌、厚如砖块的大书实在不少,但大多是绕过史案研究之积累而纵笔春秋,其结果,不是浅尝辄止,人云亦云,便是索性剽窃。
当今学界学风浮夸的另一症状,是好说大话,毫无史案研究之储备,却贸然微词百年学术。例如声称,除王国维外,20世纪中国文论在西学面前,皆患“失语症”,其根据是《人间词话》是文言体,故纯属“国粹”。这太轻率了。但凡对王国维美学稍有领悟者,皆不敢如此放言。且不说撰于1904—1908年间的王国维“人本——艺术美学”,其学术内驱力本源自青春期他对忧生之苦的体悟和超越,亦不说他当年的精神跃迁是如何得益于叔本华哲学的启示,笔者只想说,即使在文言体的《人间词话》中,也流溢着隐去西学词汇的西方人学哲思。于是,那位“失语症”论者便在逻辑上陷于两难:若断言只有与西学绝缘的“国粹”才幸免“失语症”,则王国维也难免有“失语”之嫌;若承认“学无中西之分”的王国维不曾“失语”,则上述命题也就成了伪命题。这是学风不正惹的祸。



漠视史案,凿空而道,这是当下学界的“流行病”,也是本土语境常年不愈的“遗传病”。诚然其症状因时而异,当年的说法叫“以论带史”,却往往沦为“以论代史”,“论”吃掉“史”,学便不学。
半世纪前的那个“论”,自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思维——观念模式的简称;那个“史”,则指与“通史”相关的学科建构。表面看来,将主流思维——观念模式奉为史学研究的指针,即把一套政治或哲学概念系统地输入到史学领域,这近乎邻近学科间的“横向移植”。但如果深入考察,就发现不对了,这应是某种标志,故当主流思维——观念模式“纵向落实”到史学层面,这不仅表征有人想转为“理论战士”,以期通过自身来占领阵地,并且,不时他还会倒过来,用史学来证明其主流性,于是,进攻型“理论战士”又转眼变脸为防御型“卫道士”。学术的尊严,学风的质朴,曾几何时,就在此等脸谱的趋势蜕变中,被搅得荡然无存。当学术性被弱化至此,历史还需作实事求是、正本清源式的个案探寻么?不用了。但问题是,此类文字有学术价值么?它能承受学术史的淘洗,面对后学的指指点点,能不脸红心跳、悔恨交织么?



“百年学案”研究特点之二,是尝试把史案探索置于“文献——发生学”水平,并着意将此提纯为一种思维方法。这有两个层次:首先是注重对史案相关文献的溯源式梳理,接着是对史案赖以发生的直接心理动因的勘探。也可说前者偏重知识学谱系的“寻根”,近乎旧学寻找典故出处,而不仅仅满足于对学案本身的审阅;后者则是价值论谱系的甄别,从而凸显对象在给定历史境遇中的精神取向乃至生命样式。如此史案研究,当对学风有所苛求,因为它不仅激励你应深入他人不曾涉足的盲区,且更时时鞭策你须不吝在他人犁过的田,再不厌其细、不厌其烦地耕耘,甚至掘地三尺,挖出埋在深渊的金子。这对“百年学案”或许尤显关键。
与纯粹旧学相比,“百年学案”的最大共性无疑在于:它们几乎无一能回避“西学东渐”这一宏观背景。在1898年后进入百年学术、且留下世纪性痕迹的巨子,无论自觉与否,其学涯经历、学识结构或学养襟怀,已皆不可能在封闭的古长城内孤立生成,而丝毫不受欧风美雨的滋润。这就是说,他们的血脉不可能仅仅流淌华夏文化基因,他们已不是“国粹”意义上的纯种“土生子”,而全成了各式“混血儿”,虽然彼此间程度有别。
这一点,若落到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框架来看,可谓确论。百年中国文论思潮纷呈,人脉繁衍,其间最强劲的一脉当数“左翼”文论:从瞿秋白、茅盾、郭沫若、成仿吾、阿英、冯雪峰、周扬、胡风、何其芳到姚文元、“石一歌”……不啻“江山代有才人出”,且其历史演化形态(诸如萌芽、发育、成熟与衰变)也颇完备乃至经典。若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堪称象征“左翼”文论成熟的经典,那么,从文献学角度来看,你又不得不承认,《讲话》所坚持的“工农兵方向”这一核心命题,其源流当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指出的“大众化”命题。若再进一步,则不难发现“大众化”命题也并非是瞿秋白的原创,而是他从俄苏拉普派那儿觅得的灵感。“左翼”文论其源头之一,也未脱“西学东渐”这一世界格局。之所以说“源头之一”,因为中国“左翼”文论的另一源头是日本的藏原惟人,然而藏原惟人传授给中国留学生的文论,其门径依然可追溯到俄苏拉普派。如此考量中国“左翼”文论的来龙去脉,不仅经得起学术推敲,而且,这也正是“百年学案”研究从文献学角度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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