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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语”的中医


□ 邓文初

  自晚清海禁大开以来的一百六十年,中国社会始终处在中西冲突、新旧交替的风云际会之中,西化还是本土?激进抑或保守?信守传统或者走向现代等等的争论,无非是被挤压在中西夹缝中的摇摆。如果要给这样的摇摆找一个风向标的话,我以为有两个天然标志,那就是“读经”——东风压倒西风的信号;“骂中医”——西风压倒东风的表征。
  在《丁文江印象》一书中收有那位自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的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一首“寿高梦旦联”: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自然,这是一首谑联,当不得历史文献去解读。但其中提到的几件事却颇可索解,如“说官话”乃是提倡国语运动的通俗说法,“知难行亦难”指胡适与国民党就孙中山的知行观发生的冲突。“骂中医”更是“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这运动的主角便是丁文江,此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等一批学者。
  傅斯年天性纯真,所以并不掩饰自己对中医的态度。吴相湘在他的《民国百人传》中说傅“为近六十年来对‘国医’理论做正面彻底批评之先声”,虽有“过誉”之处,但在骂中医的激烈程度上,傅的表演确实最为精彩。梁实秋的《胡适先生二三事》中记载有傅的一则趣事,说他一见到孔庚就“脸红脖子粗”,有一次在国民参政会席上与孔庚相对大骂几乎要挥老拳(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附录317页)。对这一事,与傅同为五四运动领袖的罗家伦的记载虽有为朋友讳的嫌疑,但却不失生动,不妨照抄如下:
  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孟真反对孔庚的议案,激烈的辩论了一场,当然孔庚辩孟真不过,于是气了在座位上骂孟真,骂了许多粗的话。孟真也气了,说是:你侮辱我,会散后我和你决斗。(见《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斯年印象》,13页)
  “骂中医”当然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背后是西化知识分子对中医的激烈否定的态度。这一态度引出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几次大的中西医争论,并影响到政府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生活的安稳。
  中医的危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在此期间,中西医的学理讨论溢出医学界而进入言论界,并进一步触动了政界乃至整个民国社会,饭碗问题与学理问题交织一起,学界人物与政界人物互为激荡,将一场本可以局限在学理层面的讨论闹得沸沸扬扬。中西医之争,仅影响极大的就发生过四次:一九二○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一九二九年的取消中医案的争论;一九三四年发生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上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论;一九四一年发生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傅斯年、孔庚之争。
  一九二○年的论战缘于余云岫在《学艺》第二卷四号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这一文章,被《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读出了对中医的“鄙薄蔑弃”之意,杜亚泉当即在《学艺》发表回应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一文,同样遭到了杜亚泉的批评。这次争论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尽管像章太炎、吴检斋等人均在私下场合就中西医问题与论战双方多有探讨。
  一九二五年前后,中西医问题的论争趋于激烈,直接引出了此后的废止中医案。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下属的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这一事件引出了一次全国性的大争辩。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一日,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四百多人聚会上海,通过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决议。关涉到数万中医生存的废止中医案,闹腾几遍医界与政界,官司打到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那里,最后是以一纸议案出台,又以一纸命令取消了事。意识形态的喧嚣盖过了学理的探讨,生存权的争夺淹没了话语权的争夺。
  第三次争论由傅斯年在《大公报》上的星期论文引起,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傅的文章《所谓国医问题》引发了半年多的争论,论争场地集中在《大公报》与《独立评论》。参与论争的有天津中医公会,也有具有西学背景的学人。《大公报》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八月十八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号、一一八号、一二○号及一二一号刊发了一系列文章。但这次争论的硝烟并没有弥漫到政界,没有触及社会底层的神经。
  而以傅斯年为主角的这场“骂中医”的戏还没有唱完,学界的硝烟在六年之后终于弥漫到政坛。一九四一年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湖北参议员孔庚的议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引发了傅孔冲突,在此后的第二次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孔庚继续提出内容大体相同的一系列议案,并得到四川参议员曹叔宝的附议。于是傅孔冲突便由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坛之上的辩驳演化为人身侮辱。
  中西医冲突自然是自晚清以来中西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西不同视野的交汇中,作为国学的中医始终是被动的,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
  一九二○年余云岫的发难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第一步》虽然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学的”,但他至少认可中医的实际疗效,只不过将这种疗效从中医的基础理论剥离出来,归入药物的范围,因而,余云岫提出将理论与事实分离,从而摒弃中医的理论,研究中医的药理,以科学的实验的药物学方法,对中医的处方做分析与研究。可以说,在余云岫的叙述中,对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是持“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的;而对于中医的药物作用,属于科学研究范围之内的,则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余云岫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极端,据《胡适日记全编》第五卷第五七五页日记记载,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晚上胡适与陈方之、余云岫一起吃饭,饭桌上大谈中医问题,“余先生批评中医最有力,他亦承认旧时验方中有研究之价值”;“此中有矿可开,但开矿者必须新科学家,绝非旧医所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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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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