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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支那旅行记”


□ 王 敦

晚清的“支那旅行记”
王 敦

《支那旅行记》三千字左右,刊在一九一○年第三期《小说月报》上,文言自述体,不具作者姓名。主人公以“余”自称,说是英国人,学了十年中文,之后周游中国,故事因此得名。
“余”中学毕业,适逢英国创立“支那文学堂”。考取之后,跟随“支那北京通儒”从蒙学入手,循序渐进,经过十年苦读,已精通制帖试艺。故事开始的时候,“余”以“最优等”毕业。可是,毕业典礼上这一刻即标志着打击的开始:好不容易学来的中文,竟在应用中连连碰壁。
在毕业典礼上,“余”基本上听不懂支那钦使的话。与中国随员交谈,也是“茫然不辨为何语”。比如,武官是合肥人,一张嘴则“有声如出自彼之舌底”。“余”记起孟子说的“引而置之庄岳之间”,觉得“欲学其语,固非躬致其地不可”,遂有东游“支那”之志。“余”先去香港,然后辗转至上海。一路之上,“余”益发领略了“支那文”的复杂性。和形形色色的“支那人”交谈,皆互相不知所云。中国之博大,语言之复杂,可比孟子时代的一个“齐语”难懂多了。“余”听香港人说话,觉得“其声如击柝”。“余”说的“支那话”,却被讥为“外江话”。此处有一行小字批注:“粤中俗人不辨他省之名。称无论何省,均谓之外江。”上海话听起来像“山鸟之钩”。湖南籍的官员说话“声如镗,一字不可辨”。总之是“不通如故”,“不觉怅然。深悔前此之虚掷光阴矣”。辛辛苦苦积攒来的“支那”语资本不能带来收益。掌握“支那”语的那一天被推延,希望变成了沮丧。
方言和语音方面的障碍终究还是可以解决的。一日“余”经一个“文人”朋友点拨,方才醒悟自己有“操官音”和“掉文”的毛病,难怪所到之处没有人能听懂“余”说的话。听得懂官音的人,也未必能领会“余”的文言表达方式。彻悟之后,“余”可就有长进了。他混迹于上海的官场洋场,对中国的人情世故越来越熟。这才跨越了语音、语义层面的障碍,深入到了语用层面。他发现在实际应用中,文言与俗语远非壁垒分明的关系。具体的选用,都取决于场合、亲疏和社会阶层。
“余”能够取得进步,第一要感谢“支那”的官员,第二要感谢官员身边的妓女。主人公在“支那文学院”里学来的,是文人士大夫经营“道德文章”所必备的“高等语言”。然而,他认识的士大夫却喜欢和“下流”的妓女说上海俗话,整天混在一起。官僚与妓女,两者的“社会用语”水乳交融,二者的社会存在也是相濡以沫。“余”就是从官员和妓女那里学舌开始来领会中文的妙处。只是他还说不太好,该“文”的时候不够文,该“俗”的时候又太文,闹出很多笑话。可能他还需要经历一个和“十年寒窗”同样漫长的“灯红酒绿”,才能掌握语言的得体和微妙。
在与“支那”官员的交往中,“余”每每惊诧于他们投来的“名刺”(旧时中国官场和商人使用的“名片”),“其色红,巨盈尺,字若鹅卵”,为“世界所仅见,亦余游支那之纪念品也”。然而,中国官员之间并不交换这样的巨物。这种独特的名刺是中国“官府特制以投外国人者”。为什么会是这样?“余”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赴约“燕于妓家”,客人没有全来齐的时候,“余”无意在妓女的妆阁中“忽睹一巨大之名刺”,好像是中国官员之“投我者”。问之,得知“上海妓者,所用名刺皆似此,所以投狎客者”。官员给洋人准备的名片,竟然与妓女为狎客准备的一模一样!“余”不禁莞尔,“盖支那官之待吾辈如妓女之待狎客。即谓吾辈为支那官之狎客可也”。一语道出半殖民地中国的官儿与洋人的本质关系。名片做得大些,鲜亮些,是为了给“恩公”难忘的印象,长相思,莫相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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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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