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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如今大众传媒、大众文化铺天盖地,每个人的生活如同上了发条一样匆匆奔向前方,不但理论早已是灰色的,就连生活之树的色彩也有点黯淡了。在这个时代,闪亮的东西似乎在别处——但谁能够说,市场的逻辑、由市场逻辑激发起来的欲望,就等同于“生活之树”呢?在当今的语境中,重提这句话,更像是对理论探索的嘲弄:生活在急剧变化,我们还有必要退一步对这些变化进行理论的反思吗?
从某一面说,我们正处于二十世纪的背面。二十世纪是一个理论的世纪:从“五四”时期到八十年代,各种理论论辩成为社会探索的前奏。引用过歌德的上面这句话的马克思其实从未轻视过理论的作用,他一面自嘲说《资本论》的手稿大概只能用来喂老鼠,但另一面却在贫困和病魔的折磨中将全部的生命倾注在这部高度理论性的著作中。在今天,在一个将一切文化活动和阅读方式消费化的时代里,除了在学院的高墙之内,我们还有必要在纷纭变化的现实中重新思考“理论问题”吗?
这是一个问题。
对于一些读书人而言,二○○六年多少有点怀旧的色彩,八十年代就是怀旧的主题之一。怀旧是一种征候,它标志着一个时代已经退入记忆的领域,而不再是我们生活的现实。记忆也是一种征候,它标志着人们要在自己的生活现实中将过去的某一点、某一面镌刻为当下时代的纪念碑,而将更广大的生活推入过去的幽暗之中。遗忘比记忆更深广、更根本,因为记忆是通过遗忘达成的。在有关八十年代的记忆中,许许多多生动的故事,构筑了一段传奇,而这个时代的“理论方面”却像灰色的影子一样,消失于昨天的黑暗与今天的光明之中。有一天,在一条嘈杂的街道边,我在一个卖旧书报的书摊旁停了下来,顺手捡起的竟然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一本叫做《摘译》的刊物,里面登载的是供批判之用的文章,光看标题就足以说明那个时代的气氛:《商品生产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货币不能成为资本》、《百万富翁不会变成资本家》、《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中若干方法论问题》等文章。这是一个围绕着商品生产、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等理论问题展开政治斗争的时代。几年之后,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清理和批判反思,恰好为改革奠定了理论的基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新的产权关系的确立,不是都在那个理论辩论之中埋下了深刻的伏笔吗?八十年代的中国不但有过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政治经济学辩论,而且还有过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辩论,它们不但构成了“八十年代”的理论出发点,而且直到今天也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思考。“摸着石头过河”生动地概括了改革实践并无先例可援的实际状况,但要是以为这个深刻的历史进程没有自身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取向,那我们恐怕正在陷入遗忘的无物之阵。
正是在那个时代氛围中,李泽厚先生以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和相继出版的三部思想史论,为一个时代的理论探索提供了较之其他人更为广阔和深入的视野。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他将康德与马克思创造性地综合起来,以回应那个时代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八十年代,有关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与这部著作密切相关的。九十年代以后,李泽厚先生继续发展他的思想,但更多地从哲学和理论转向历史和政治,但在本期《读书》发表的访谈中,李泽厚先生对他的理论做了新的勾画,这位八十年代的理论先驱重申沿着康德和马克思前行,但回应的问题却是全球化的时代的中国抉择和当代知识领域的不同声音。理论的命运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在本期《读书》发表的访谈中,李泽厚先生对他的理论做了新的勾画,这位八十年代的理论先驱重申沿着康德和马克思前行,但回应的问题却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抉择。这位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理论家还会点燃人们的理论热情吗?
过去十年,中国知识界产生过激烈的争论。正像一位观察者所说,今天公共争论的问题与其说是理论探索的产物,毋宁多半是由各种具体社会问题引发的。三农危机、医疗和教育改革、产权问题等等,纷至沓来,应接不暇,我们还有可能“退一步”,针对今天的现实,展开理论的思考和争论吗?生活之树常青,理论必须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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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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