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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封面“大红袍”


□ 晓 柳
提起中国书籍装帧,人们自然会想到陶元庆1925年创作的,被鲁迅选定并称之为“大红袍”的《故乡》封面。许多涉及现代书籍装帧的书籍和文章,无不提及它,这一封面画已经成为中国书籍装帧史上的一个经典之作。
  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浙江绍兴陶堰镇人,美术家、装帧艺术家。 他一生究竟创作多少作品已无人知晓。身后作品,据许钦文1929年8月10日写的《整理陶元庆氏遗作告一段落以后》一文得知:“正式作品三十六幅,参考品五十三幅。计自然画三十八幅,书面三十六,国画八幅,未成品七幅。” 陶元庆去世后,它们被保存在杭州元庆纪念堂,也即许钦文的住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些作品遭遇不幸,被洗劫一空。《大红袍》也未能幸免于难。
  “陶元庆和许钦文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事,还在同一寝室生活学习过。1924年,许钦文把陶元庆介绍给了鲁迅,从此,陶元庆和鲁迅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合作,二人成为了设计中国书籍封面画的拓荒者。我国印制新文艺书籍以图案做封面,是由陶元庆为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封面设计开始的,这以后,他还为鲁迅的《出了象牙之塔》、《仿徨》、《坟》、《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等译著和著作设计了封面,同时还给许钦文的小说集《赵先生的烦恼》、《毛线袜及其他》、《回家》、《鼻涕阿二》、《仿佛如此》、《若有其事》、《胡蝶》、《幻想的残象》、《一坛酒》,李霁野翻译的《往星中》、《黑假面人》,董秋芳翻译的俄国小说《争自由的波浪》等书作封面画,这些书鲁迅都很好地珍藏着,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曾在《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中称赞陶元庆:“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要字面又不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大红袍”的出品有着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许钦文在《鲁迅与陶元庆》一文中作了生动的描述。一天晚上,许钦文和陶元庆到北京天桥去看戏,“演的是古装戏,剧中人多半穿着单色的青衣、绿衫或者大红袍。看完戏,已是半夜,元庆躺在床上,一夜没有睡熟,摇动着两脚咿咿唔唔地吟诗”。 许钦文知道他来了灵感,并为之构思,不敢去打扰他。第二天一早,陶元庆“起身就作画,没有盥洗,也没有吃点心。直到傍晚,《大红袍》就画好了”。他又把这件作品装入画框,并双手捧着画框“侧着脸,这样看,那样看,擎远点看,逼近点看,也倒竖着看”,自己满意后,又拿给许钦文征求意见,许钦文看后,惊喜地称赞: “很好!”陶元庆听后,更是高兴不已。之后,许钦文在和鲁迅的一次闲聊中,将陶元庆创作《大红袍》的经历讲给鲁迅,鲁迅听后说:“这样一气呵成,好像是偶然的,其实早就累积了素材,甚至已经有了初步的腹稿;那天晚上看的戏,只是最后的促成。写文章总要多看看,不能看到一点就写,才会写得深刻,生动,绘画也要这样,有功夫的艺术家大概都是这样的。”且他画的《大红袍》,那半仰着脸的姿态就得自于早先绍兴戏中的女吊。设计基本上保持原有的神情:悲苦、愤怒、坚强。藏蓝衫、红袍和高底靴是古装戏中常见的。握剑的姿势采自京戏的武生,加以变化。怪不得鲁迅那么喜欢《大红袍》:这里有“恐怖美”,有“女吊”的魂,还有与文学相通的艺术规律。
  1925年3月19日,陶元庆的绘画展在北京西四帝王庙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共展出水彩、油画等作品23幅。这一展览的成功举办,得到了鲁迅的鼎立帮助,就在19日这一天,鲁迅先后两次亲临展览会观看,每次都在《大红袍》和《农女》前长久伫立。不久鲁迅就嘱许钦文:“璇卿的那幅《大红袍》,我已亲眼看见过了,有力量;对照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这幅难得的画,应该好好地保存。钦文,我打算把你写的小说结集起来,编成一本书,定名《故乡》,就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这样,也就把《大红袍》做成印刷品,保存起来了。”“而且要赶快做!” 鲁迅不仅亲自选编,亲自校对,还用《呐喊》的版税用作《故乡》的印刷费。这样,《大红袍》也就被做成印刷品,保存了起来。可见,藉《故乡》以保存《大红袍》,也正是鲁迅花大力气推出《故乡》的目的之一。因了鲁迅,这幅书籍装帧史上的经典之作“大红袍”才能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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