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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高玉《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


□ 张卫中

  上个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局。中国文学改变了沿袭数千年的老路,实现了从古典到现代全新的转型。事实上,自“五四”新文学发轫之时起,人们就对中国文学转型的原因提出了各种说法。例如西方启蒙思想的引入、西方文学的译介和传播、甲午战争以后大规模地派出留学生、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的兴起等。近年来,人们又从文学生产体制的变革来思考这个问题,如随着现代报刊和出版体制的建立和稿酬制度的出现,一个独立的文学市场逐渐形成等。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转型,使中国文学脱离数千年形成的旧轨道,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但是以上这些思考也有一个问题,即基本上都是在社会、文化的层面思考现代文学转型的问题,而忽略了语言在中国文学转型中的巨大作用。当然,这儿需要立即做一个补充的是,事实上,“五四”以后,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白话文运动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转型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者又大都是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关注白话文运动的意义,也就是从工具论的意义上认识语言的价值,而很少从思想转变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因此对这场语言变革关注的意义终究是有限的。
  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语言论转向”以后形成的各种新的语言理论传人中国,一些学者注意到语言变革在中国文学转型中的巨大作用,开始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思考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不同,以及语言在观代文学发生中的巨大作用。高玉就是较早进入这个领域、并且取得了突出成绩的一位学者。
  20世纪西方的“语言论转向”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既有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和法国结构主义的一支,他们将文学看作纯粹的语言艺术,完全在语言的范围内解释文学的所有特点。另外还有从19世纪德国学者冯堡特,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包括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大的一支,这一拨学者更多地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语言,强调语言与认知、思维和思想的密切关系。冯堡特就认为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价值观,“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更是把语言上升到一种“存在”本体论来认识。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于词语之中。”伽达默尔指出,人能够理解的就是语言。“语言不只是人在世的一种拥有物,而且人正是通过语言而拥有世界”。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语言在人认知过程中惊人的力量,将这样一种理论用之于现代文学研究,则可以揭示中国文学在转型过程中前所未知的秘密,即语言在中国文学转型背后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从学理上说,“五四”时期汉语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语体的变革,在其背后更深层的变革是汉语大规模的欧化。在这个期间汉语大量吸收了西语的词汇,在语法形式上也有了比较大的调整。汉语其实是在保留基本的词汇和语法习惯的基础上整体接受了西语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而按照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理论,作为个体的人不能超越自己的语言,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左右一个人的认知、思想和思维方式,因此,20世纪初语言的转型就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转型和文学的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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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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