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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庙赶和尚”才能建设创新型国家


□ 刘志彪

  特约作者 刘志彪

  “顶层设计”设计不出企业家精神,也设计不出科学家的发现和创造,却能设计出孕育他们的文化、环境和制度

  行政体制对创新活动有多大影响,如何通过国家行政机构改革和行政环境的优化来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是中国在下一轮改革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竞争、习惯和政府:影响创新活动的主要变量

  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创新受竞争力量的驱使,同时又是企业强化竞争能力、追逐超额利润的武器和手段。在竞争性市场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政府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创新跟政府并没有直接关系,政府通常根本没有必要介入企业的创新活动;即使有介入的必要,也只能是市场调节失败的领域。另外,政府追求的是政局稳定,而创新是一种冒险活动,具有“破坏性创造”的特征,追求的是动态平衡,因而二者在行为方式上不是一回事,揉到一起也根本不可能调和。从实践来看,往往是行政机构的权力关系渗透到创新过程中去后,创新精神就会灰飞烟灭。

  在熊彼特的创新世界中,直接促进创新的变量也不是政府,而是竞争或垄断的市场结构;阻碍创新的最大因素,也不是政府行政机构的行为,而是人类固有的各种习惯。他认为,习惯是创新的天敌,具有内生性。当代经济学家把对特定问题持新思路的个体企业家与社会习惯之间斗争的结果,称之为创新的“熊彼特I型”,而把发生在团队和大型组织之中的企业家精神,称之为创新的“熊彼特II型”。显然,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推动创新的力量就一个,那就是企业家精神。

  当代发达国家政府为了纠正市场对创新活动调节的失灵,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深入地、大规模地调节了创新过程的资源配置。《牛津创新手册》认为,这主要表现在激励产生科学知识的政策、激励产业技术知识进步和商业化的政策以及创新政策等三个方面。

  创新政策主要指激励企业家精神,从而取得经济总体绩效提升的政策总和。特别要指出的是,激励企业家精神的创新政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

  第一种是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对创新过程持非干涉主义的立场,认为政府的职能应该限制在关注“框架性”的秩序之内,如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业、基础研究和普通教育,而不是支持某个具体产业和技术。通常,这种理论把一切对特定技术和产业创新活动实施干预的行为,斥责为“事先挑选输家和赢家”的不公平游戏。这种限制自己干预的政策,是一种强势政府下的强势产业政策,因为要管住自己不去干预,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强烈克制自己干预冲动的困难事情。

  第二种是提倡政府采取系统化的创新鼓励政策,克服市场缺陷,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如政府资助普通教育和劳动培训,负责制定质量标准和环境标准,制定反垄断政策、消费者保护政策,甚至对具体产业和技术采取保护或者投入等直接干预手段,等等。在创建国家竞争优势的口号下,政府干预技术创新过程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主流倾向和基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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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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