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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的心智生命及中译的可能问题


□ 苏友贞

阿伦特的心智生命及中译的可能问题
苏友贞

阿伦特 (Hannah Arendt) 的《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 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书。
如本书编者玛丽·麦肯锡 (Mary McCarthy) 在《编者后记》中所详细记载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阿伦特突然去世的前几天,刚写完本书的第二卷“意志”部分,而那待写的第三卷“判断”,却只有一张写着标题及两句题词的稿纸,静静地留在打字机的卷筒里。阿伦特的英年早逝,使得本书思考、意志、判断三足鼎立的完美建构,徒留缺憾。阿伦特认为思考、意志与判断是人类心智生活中三项最基本的活动。这与她早先另一探讨行动生活的巨作《人类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将人类活动划分为劳力、工作与行动 (labor, work, action) 的设计互相对应。
阿伦特研究者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 Canovan) 认为这偏爱三分法的倾向,示范了阿伦特惯有的、以新分类法发掘疏漏角落的思维方式,而这三分法亦显现出阿伦特在思考上的自由无羁,对她而言,传统的二分法过于简化,又过于局限。
当然,本书对心智活动的三分,也隐约地对应着康德的三个批判。“思考”对应着《纯粹理性批判》,尤其是康德对理性与知性的区分,以及理性超越求取知识、以追索意义为目的的概念,都在阿伦特对思考的论述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意志”虽未曾出现在康德的理论系统中,但如阿伦特在第二卷所明言的,意志就是康德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批判》对应着亚里士多德的nous prakikos, 轨约如何选取达到目标的手段。未写的“判断”部分则又大量取材自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因为康德是唯一将判断视为一心智机能、而为之著书立说的哲学家。在本书所附康德政治理论的讲稿中,阿伦特所演绎的,就是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应用到政治判断之上。这已然透露了本书未写的第三章节的可能面貌。

但如卡诺万所指出的,以分类及范畴来彰显特性,确实是阿伦特思考与著作的重要模式,比如在《人类境况》一书中,阿伦特用以批评马克思思想的主要论点,就是建立在分类的错乱上。她认为马克思将属于“行动”的政治活动,错置于“工作”的范畴内,因而产生了对两种活动对象的错误处理,将复数且有不同个别意志的人类,当成制造工作中那全无本性的材料来处理。而阿伦特以分类及范畴从事描述定义的方法,也一再地出现在《心智生命》这本书中。比如她使用了时间 (思考的现在向度与意志的未来向度,思考的周期时间观与意志的线性时间观)、领域 (思考与意志的私有性与判断的公开性)、动态 (思考在平静中发生,意志在平静时停止)、数量 (思考与意志的单数与判断的复数)以及范围 (思考对象的普遍性与判断对象的个别性) 等不同的范畴,来区化每一个别心智活动的特性。未写的判断一卷,如今仅以附录中的康德讲稿聊以提供一些线索。但即使在这笔记式的勾勒中,我们仍然找寻得到与其他两卷十分一致的平行脉络,比如对判断的公开性与可沟通性的陈述,就直接对应着思考的私有与隐秘。对进步及尊严在判断心能中的对立,也呼应着其他两种心智机能在时间中的定位:意志的未来向度,以及思考的跻身于过去与未来之间、那颠颤且稍纵即逝的现在。
《心智生命》这本书除了是阿伦特思想臻于成熟的最后作品之外,它在阿伦特一生以政治理论为研究重心的生涯中,也别具一格,其注意力由外转内,从政治的众人事务移向个人私密的内在活动,故也是阿伦特所有著作中哲学性最强的一部。但阿伦特到底仍是一位以“众人事务”为悬念的思考者,所以如她在序言中所述,引发她对心智活动之兴趣者,其实是来自对邪恶的本质与邪恶的根源的反省,以及她所怀疑的、邪恶与思考匮乏之间的可能联系。
这基本的议题,早就被她潜心思考 (甚至早于出席艾赫曼的审判)。在一九五四年与本书编者玛丽·麦肯锡的通信中,她就已讨论到思考在规避恶行上所可能扮演的角色。
面对麦肯锡“为什么我不应该谋杀我的祖父”的问题时,阿伦特在信中回答道:“这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回答,一是宗教,一是常理,宗教告诉你,你会下地狱,常理则告诉你,因为你自己不想被杀。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地狱,也不在乎被杀,那这两个答案就都行不通。哲学对此的答案来自苏格拉底:因为我必须与己相处,且一生不能与自己或离,所以我不愿杀人,因为我不愿意和一个谋杀者共度一生。 但这个答案也已不再有效,因为人已少与自己相处了,若无自己为伴,他独处时,就只能是孑然一身地寂寞着。”
在本书讨论思考的部分,阿伦特对“孤独”与“寂寞”做下了最清楚的分野,前者是人从事思考的状况(在苏格拉底的“二合一”中, 一个人虽独处却有自己为伴),而后者则是没有思考活动存在的孑然寂寞。在这封给麦肯锡的信中,她已暗示着思考与选择避开恶行之间的可能关联。而在她最有争议性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中,这关系更被强化;她拒绝将邪恶浪漫化,而创造了至今在谈邪恶时不可能不被引用的辞句,也就是“邪恶的凡常”(banality of evil)。将邪恶由惊天动地的庞然降低至庸碌的无奇,阿伦特旨在点化出邪恶的后面并没有任何强大神秘的力量,而只是出于人不愿与真实照面的懒惰,所谓与真实照面,也就是思考这心智活动。阿伦特将纳粹的刽子手艾希曼描写成一个平庸且唯命是从的小官僚,而非一摧枯拉朽的撒旦,这样的态度,直至今日还被许多人、尤其是犹太人激烈地抨击着,他们认为阿伦特将邪恶琐碎化了。其实,她的立论不但未将邪恶琐碎化,反而为邪恶提出了一个真正令人戒慎恐惧的定义,就因为邪恶是如此的凡常,所以它可能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里:邪恶是凡人不经思考与判断的行为结果,而不是被魔鬼附身或是鬼使神差的造化。所以在她笔下,艾希曼毫无异人之处,他出奇的平凡,只是一个很负责任执行纳粹命令的喽,然而使他能一意执行屠杀的命令而面不改色的原因,就在于反省与思考的匮乏,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判断现实的意愿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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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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