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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能否撰作共同的中国近代史


□ 胡 成

两岸能否撰作共同的中国近代史
胡 成

相对于日本、韩国、美国乃至欧洲,台海两岸空间距离最近,但由于目前的政治现状,相互之间的学术访问并不容易。对于大陆学者来说,到台湾进行学术访问,伤神费力不只是到了香港之后,先去“中华旅行社”换取正本的入台证,然后进入候机室等待飞往台北的班机;而是须在提交申请之后的两三个月中,焦急等待主管行政机关赴台批件。不少人可能只是上飞机前一天才拿到批件,火烧火燎奔到公安局办理加急出境手续,行装不得不在当晚仓促打点。若遇到两岸关系出现一点波澜,访问者或拿不到大陆的赴台批件,或在香港换证时遭到台湾方面的拒绝,怏怏打道回府,更是苦不堪言。当然,这样一种政治现状多少影响到两岸的学术交往,最初争得面红耳赤的是国共两党争斗的意识形态,如对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历史的表述,大陆学者称为“解放”或“建国”,台湾学者称为“沦陷”或“陆沉”;近来随着两岸独统之争的升温,新的意识形态缘于各自的民族主义,台湾方面强调本土性、主体性,大陆方面高倡民族复兴,坚持中原正统观念。总之,两岸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诠释仍有太多歧义,致使眼见的一个尴尬是:在东亚框架下,不同民族的中、日、韩三国能够编写共同的东亚近代史;在两岸民间来往日趋密切的今天,血浓于水的手足同胞却不能撰作共同的中国近代史。
以民族国家建构为目的历史研究,曾刻意强化了革命/反动、进步/落后、爱国/卖国、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影响到两岸各自认知的中国近代史,尤其涉及到国共和两岸关系,确有太多意识形态的构筑,以及个人、家庭恩怨的纠葛。早在一九九六年,有大陆学者抱怨道:在国共关系研究方面,台湾方面更多采用讲述中共历史的反面资料,内心深存一种老大心态,把中共推翻国民党的历史过程,“简单地看成中共以小欺大,以下犯上,玩弄阴谋诡计,欺骗和推翻合法政府的‘篡权’过程。”(青石:《对两岸研究抗战期间国共关系史现状的省思》,《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二十一期,121—123页)。当然,一九九六年距今已过去了十年,两岸亲历国共争斗的研究者多已退休,中青年研究者虽没有太多类似政治情结,但由于这段历史与现今关系过于密切,两岸学术交流仍未摆脱动辄引入善恶评判或现实政治的僵局。据说,大陆某民国史研究中心希望像清史工程那样,将《中华民国史》列入国家重点资助项目,难以处理的是新编撰的《中华民国史》,包不包括一九四九年播迁台湾后的国民政府。答案是不论包括不包括,都将牵涉到“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这类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对目前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台湾学者颇多批评的是不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湾国民政府的历史。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叙述程式只能视为《中华民国建国史》,或《早期中华民国史》,名之曰《中华民国史》,与历史事实不符。所以,刘广京、张玉法、陈永发分别撰写,二○○一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的《最近二百年中国史》,目前只能在大陆重点大学的港台阅读室被限制阅读;相信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永远不会有台湾版本。

作为台湾学术重镇的“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人缔造和培育,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对思想文化、学术建制的发展,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该院主要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语言所、近代史所收藏的主要资料,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档案、经济部档案,以及大部分学术人员的研究主题,都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如果说政治史是历史的核心,那么历史语言所、近代史所收藏资料之重要,以及这些年来两个单位研究成果之丰富,在中国历史,或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某些方面确实具有“中央”意义。今非昔比,在目前台湾政局日益“去中国化”的鼓噪中,研究台北一条小溪的历史都可能得到政府资助,研究中国历史则受到诸多限制,从而导致历史语言所、近代史的中国历史研究日趋边缘化。面对这样一种窘境,学者强调以世界史的框架观察整个近代与前近代间的中国,以求超国族主义史学的狭隘视野和单一想象。具体到对两岸中国近代史研究未来的思考,二○○二年近代史所林满红教授出版了论文集《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提出两岸宜共同推动以世界为框架的历史观,“以世界框架写的中国人的近代史,建构中国人恢宏的胸襟”(《以世界史框架写中国人的近代史》,193页)。
撰作两岸共同的中国近代史,目的在于拓展中国人的世界坐标,大陆学者将如何应对,做出什么样的贡献,需要认真对待?毕竟,若想超越意识形态纷争,建构体现中国人恢宏胸襟的两岸交流新格局,自然应有较为接近的学术水准和大致相同的学术理念。试较两岸学术发展,平心而论,目前台湾学术界有值得敬重之处。首先,台湾学术界形成了较严格的学术纪律,并有相对客观和公正的评价标准。不同于大陆近代史研究经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史学革命,在“古为今用”的影响之下,出现了与传统史学的严重断裂;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台湾近代史研究基本延续着传统治学路径,六十年代后又受欧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不但专业分工明确,且强调立论的坚实可信,或确凿无疑。即使讨论宏大问题,也较注意从专业角度出发,“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形成风气的还有,当研究著述和学术报告发表之后,常会受到四面八方的攻错纠谬。如果没有研究、没有证据,撰文或报告者自然不敢轻易放言高论,经虚涉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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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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