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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意识与民族电影(1932—1949)



“一·二八”事变,日寇的炮声震动了全中国。左翼电影人携带着贫富对立,民族意识以及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命题走上了银幕,造就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高潮。

气势辉煌的新兴电影运动

1932年1月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爆发了淞沪战争。炮火直接摧毁了设在上海虹口、闸北、江湾地区的各影片公司和摄影场。而电影观众对于依然沉醉于“鸳鸯蝴蝶”中的电影人也发出了“猛醒救国”的劝告。当时的《影戏生活》杂志收到600多封读者来信,要求电影公司摄制抗日影片。大敌当前,反映战事唤醒民众,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人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
大敌当前,电影人纷纷开动手中的摄影机,反映战事,激励民众。一些电影公司的经营者也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深受欢迎的左翼作家,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周剑云通过安徽同乡阿英,约见了夏衍、郑伯奇,邀请他们加入明星公司。自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进入电影公司,或顾问,或策划,或编剧,或批评,卓有成效地将阶级对立与民族意识以及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命题带上银幕,影坛风气为之一变!
1933年,洪深对电影界的业绩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知道在这中国电影年的11个月之内,在数量上只生产了66部影片”,“但是在素质上,中国电影已经很明显地从颓废的、色情的、浪漫的,乃至一切反进化的羁绊中挣脱出来,而勇敢地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洪深所说的这条道路,正是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同步的全新道路。
在这一年里,明星、联华、天一及各家电影公司先后开映了《三个摩登女性》、《狂流》、《天明》、《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母性之光》、《飞絮》、《春蚕》、《铁板红泪录》等多部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影片,给电影观众带来新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冲击力。
1934年上海的夏天,郑正秋导演的影片《姊妹花》在大光明影院首映后,创下了连演63天的记录。主演胡蝶风头出尽,一时间“胡蝶霜”、“蝶来饭店”等以胡蝶为名号的商品行销于市,引领着社会衣食住行的风尚。而拍摄了大量新兴电影的联华影业公司更是蒸蒸日上,许多影迷不仅是联华影片的忠实观众,更是联华股票的持有者。联华“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理念深入人心。
但是,另一种声音也甚嚣尘上。1933年11月12日上午,一群身着蓝衣的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艺华公司摄影场,砸毁电影器材,并以“铲共同志会”的名义发出警告,不准放映田汉、夏衍、金焰等人的影片,也不许刊行鲁迅、茅盾、阿英等人的作品,制造了震惊上海的“捣毁艺华事件”。
恐吓、谩骂和法西斯暴力,并不能阻挡新兴电影运动的脚步,左翼电影人继续“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里潜行”,一部部批判现实主义影片《渔光曲》、《大路》、《新女性》、《神女》、《桃李劫》、《十字街头》顽强地诞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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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大众电影 Tags: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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