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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中国亟需“创新”与“平衡”


  中国正在经历由“代价经济”、 “代价社会”向制度资本化的“创新经济”、 “平衡社会”的痛苦转型。这一转型要想成功,实现“创新经济”是关键。

  ■文/常纪文

  不可持续的“代价”发展

  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资本,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劳动力等显性的因素,还包括组织这些显性因素,保障其作用发挥的隐性因素,比如立法,比如制度、规范、秩序、民主体制等等……一些学者称它们为制度资本(或制度化资本)。一个国家如果同时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生态环境、辽阔的土地和充足的劳动力这4个方面的资本优势,那么在政府的推动下,该国经济将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快速增长,社会财富也会快速地累积。但如果环境权、人权、道德规范等制度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缺失,土地、资源、环境、劳动力资本的供应就会因利益分配不公而产生断裂,那么这种发展速度甚至这种发展本身都将难以维持。这种难以持续的快速增长和以这种增长为基础的社会相对稳定,我们就称之为“代价经济”和“代价社会”模式。这种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历史中曾普遍经历的。

  在已过去的若干年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相对繁荣基本建立在资源高利用、环境重污染、职业危害广、自然资源低价大量出口,低外汇汇率、城镇不断扩张、农业用地被侵占、公民合法的环境和健康权益难以得到救济的基础上。2010年11月9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职业病防治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全国有30多个行业的2亿劳动者正不同程度地遭受职业病的危害。“我国已进入职业病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防治工作十分严峻和紧迫。”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于2011年初指出,2010年国土资源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依然突出,表现之_便是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违规用地问题严重,以推进新农村建设为名违法占地开发房地产,违法占地、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别墅,非法开采稀土资源等现象有所抬头。2007年3月,时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的李毅中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指出,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达2.041,这一数字是印度、南非、波兰等发展中煤炭大国的4倍,是发达国家的40—50倍。总体上看,我国还是走了“代价经济”和“代价社会”的道路。

  “代价经济”和“代价社会”模式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权力资本,特别是部门和地方权力资本与金融资本有着相对紧密的结合,权力运行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制定并推行吸引国内外金融资本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利用那些闲置或未被充分利用的廉价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劳动力资本,从而以相对廉价的金融资本付出,创造出尽管单位利润较低但总量不菲的资本总利润和国家财税收入。但是,这种利润和财税收入的科技附加值总体上并小高,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国内公众福利保障水平的提高,这些原本显得廉价的资本将慢慢变得不再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在权力和资本的联合驱动下,“代价经济”和“代价社会”模式为中国带来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却使公众享有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和后代人享有平等发展机会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弱,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为发展积蓄能量的过程必不可少。所以和多数发达国家一样,中国步入“代价经济”和“代价社会”的阶段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现实所迫。发达国家的事实已经证明:在这一阶段,环境民主和环境公平很难全部实现。这种以透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基础,牺牲了一部分公民的环境和健康权益,造成一些社会矛盾频发的发展模式,各发达国家已在基本完成自身发达化的之后将其摈弃。

  今日的中国,耕地资源不足、人均资源禀赋低、化石能源储量不足,生态环境因持续的污染和破坏急需休养生资源紧缺就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恶化将危及甚至可能使国家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健康的劳动力等资本难以维持稳定的供应,对国家的长远发展造成伤害。

  中国还有多少“代价”可用

  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始于改革开放。总地来说,中国发展基础薄息,要继续为“代价经济”和以之为基础的“代价社会”的运行提供有效的资本,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不能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终结这种过度牺牲资源环境的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局面必将难以为继。

  然而,如果我们立即强行大幅提高国际金融资本进入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行业的“门槛”,拔苗助长式地强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用“硬着陆”的方式终结“代价”式的发展模式,国际金融资本将大规模快速逃离中国,这必将在短时间内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和政府财政保障问题,同样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与社会和谐。

  尽快走向“创新”和“平衡”

  要想稳步走出“代价经济”和“代价社会”的阶段,唯一的办法是在保持经济和社会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加强科技创新,强化政府责任,加强公民参与,落实社会监督,以此激发社会各方面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提高经济发展的集成总量和技术含量,提升科技和管理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等资本的过度依赖,使中国走向“创新经济”及以此为基础的平衡各方面利益的“平衡社会”阶段。我们需要通过环保科技创新、环保服务创新及责权利公平的环保产业化措施,帮助中国社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稳步转型。

  中国正在经历由“代价经济”、“代价社会”向制度资本化的“创新经济”、“平衡社会”的痛苦转型。这一转型要获得成功,创新是关键。如果“创新经济”的目标无法实现,则意味着“代价经济”仍将占据主导地位。在大转型中,很多历史问题值得梳理,很多现实问题值得研究,很多发展问题值得探索,很多异域转型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定向分析和甄别借鉴。

  目前,国家应继续高度重视加强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和职业病防治等方面的工作,依法保障和维护公民的环境和健康权益,有序释放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累积的不稳定因素,在既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优化了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环境,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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