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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麟爪的诗意表达


□ 鲍 风 龚秀兰

散文是最自由的语言艺术,可抒情可叙事可言志。作者将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情世故,用或平淡或激越或涩滞的语言描摹下来,便可以成为一篇耐人咀嚼的散文。有不少学者把书评亦写成散文,那其间的人间烟火味,不仅未能冲去文中的书卷气,反让人感到学者的情趣。所以我总以为,散文不宜划分也不好划分什么“大散文”、“小散文”。有人以为“大散文”的概念容易让散文的艺术性失去,认为只有把散文规范在某个范畴内,方可谈得上“艺术”。我想我们对散文大可不必如此拘泥。文体的自我限定的形成,自然是一种文体成熟的标志,但过分拘泥于既有的概念,反与艺术创作的本质相悖。我想,只要能表达作者的人生趣味的散文,便是好散文。至于其究竟是序跋还是读书笔记还是言志的小品,都不重要。用这样的态度来看陈本豪的散文,我们不难见出其散文世界的可贵之处。
陈本豪写散文起步甚晚,前半生可以说只是做着文学梦。陈本豪做文学梦的时候,文学正是风光的时候。文学一旦风光,人们对文学的追求自然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文学一旦风光,文学的门槛自然就低了下来。只要能认几个字,写清楚一件事,几乎都可以成为作家。当年一边上扫盲班一边写小说写诗的,确实大有人在。无奈陈本豪没赶上这样的“好年头”,他对家庭的责任心太重,他得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于是他也只好把文学梦继续做下去。在那个文学可以带给他许多“好处”的时代,他只是一个默默的“做梦者”。有一天,他的生活变好了,他可以在谋生的空档写写划划了,文学却不再风光了,人们对文学的要求也高了。正在这个时候,陈本豪动笔写作了,陈本豪开始把自己的梦付诸实践了。我想,能把写作和自己的情志、趣味结合在一起,原本就值得崇敬,何况在自己已不愁衣食、而文学已开始寂寞的情况下,以一种圆梦的心态捉管抒情呢?
陈本豪曾就自己的写作理想、写作现状和我长谈过多次。面对这个比我长10多岁、脸上刻着深深的岁月痕迹的“文学寻梦者”,我竟一时无言以对。我想,陈本豪没有对文学的神圣感,是不可能那么认真、那么“虚心”而又那么急切地和我谈他的生活、谈他的理想、谈他对文学的感觉的。长谈几次以后,他送来了一叠被他称为“习作”的稿子。我一篇篇读下来,我感到,陈本豪的“文学感觉”并不像他“谦虚”的那样,相反,他的散文暗含了他纯正的文学感觉和脱俗的情志和趣味。
只有表现了作者趣味与内在气质的散文方称得上好散文。而陈本豪的散文正是那种摆脱了头巾气有着作者独立个性和情趣的散文。我这才认识到,文学写作起步早起步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有没有独立的个性,有没有自己纯正的情趣。我们读陈本豪的散文,可以感受到一种旷达的胸怀和悲天悯人的仁爱的心,我们感觉到他那超越世俗功利的纯正的趣味。他曾写过一篇名为《把鲜花开进了灵魂的女人》的散文,写的是作者的一个女邻居。这个被作者称为郭大姐的邻居重手重脚,走路脚重,关门手重,说话声重,全然没有东方女子那种纤细与柔情。然而,郭大姐的柔情自有其表现方式。作者经过细心观察,不仅发现了郭大姐勤劳吃苦的美德,且发现了郭大姐的细心与真诚,更发现了郭大姐心性高洁的内在品质。而郭大姐心性高洁的内在品质源自她深藏内心的“博大的爱”。郭大姐本乃一介家庭妇女,中国文学是向来不看重家庭妇女的,即便偶有涉猎,亦多把这一抒写对象视作一种“文化符号”,启蒙作家当年就是把“家庭妇女”当作“妇女解放”这一思想符号来运用的。然一旦符号化了的对象,便成了没有诗意的对象。在《把鲜花开进了灵魂的女人》一文中,作者从琐屑的日常生活中见出一个女性的坚韧与善良,并试图从这位女性平淡而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一种诗意,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独到的理解,体现了作者平实而纯正的生活态度,也体现了作者个性化的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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