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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比石头更加不朽


□ 施康强

  埃及、印度、波斯与中国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前三者的文明皆经中断,惟独中国文明一脉相承。然而中国文明的长寿似乎伴随着一个悖论:中国人一方面尊崇古代的精神与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对过去的物质遗产往往冷漠、忽略,乃至破坏。在中国到处能感受古代的存在。今天使用的汉字与两千年前的几乎没有差别;幼儿园里的儿童熟练地背诵唐诗;考古学家前不久在一座两千多年前的古墓中发现陪葬的食物,其中一盘饺子与今天小饭铺里出售的一模一样。同样使西方旅行者诧异的,是这块满载历史与回忆的土地上罕见宏伟的古代建筑。欧洲尽管有过战争与破坏,每个时代都留下一些足以成为自身标志的巨型建筑,如古希腊、罗马的废墟,中世纪的大教堂,文艺复兴时代的宫殿与巴洛克建筑。而在中国的历史名城中,古代诚然活在人们心中,却没有化作石头。“文化革命”毁坏了不少古迹,但是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破坏古迹似乎是一种周期行为,太平天国破坏古迹的规模就超过“文革”。
  法国汉学家、考古学家、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一八七八——一九一九)注意到这个现象并思索其原因。他在散文诗《万年颂》中比较中国与从古埃及到现代西方的非中国世界的建筑艺术,认为后者追求永恒,采用的材料和技术都力图抵抗时间的侵蚀,然而他们能做到的,不过是推迟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来临罢了。中国人懂得,“任何静止的东西都逃不脱饥饿的时间的利齿”,中国建筑遂反其道而行之,向时间让步,采用容易损坏的材料,需要一再修复、重建。谢阁兰由此推论,中国人是把问题转移了。体现永恒的不应该是建筑物,而是建筑师的意图。建筑物不能长存于天地之间,它好比是向“贪婪的时间”奉献的贡品。建筑师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才能确保其精神意图的持久性。
  中国人嗜好古物,不过嗜古形成风气,是较晚的宋朝的事情。宋人热衷于考古研究,收藏青铜礼器和碑文拓片。究其原因,首先是国势积弱,版图日蹙,面对游牧民族的经常威胁,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信念受到动摇,知识分子遂向辉煌的古代寻求精神庇护和道德上的舒适感,从而不坠对中国文明的前途的信心。其次,收藏家和鉴赏家对古物的兴趣主要在于书画,后来才扩展到青铜器和其他器物,而青铜器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器上的铭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记赵明诚于离乱中规定对家藏古物的取舍次序,便是说明这种态度的佳例:“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不妨说,中国人只对形诸文字的东西感兴趣。历代皇室的收藏几乎集中了全部最优秀的艺术品,由此产生两个后果。一,多数艺术家和鉴赏家无缘观摩这些藏品。二,改朝换代之际,皇宫每遭抢劫、焚烧,藏品遂星散或化为乌有。
  中国人好古也表现为丰厚的历史意识和悠久的史学传统。不过需要指出,中国虽然拥有完整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史册不以科学地记载历史为目的,而是瞄准了哲学与伦理层次。《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言是三不朽的盛举之一,这个看法正好印证了谢阁兰的直觉:建筑物不能体现不朽,人只有通过文字在后人的记忆中达到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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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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