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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历史也就是能者的错误史”


□ 张宇燕

  作为题目的那句话,是我在读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的著述时看到的,而它的首创者还不是阿莱本人,而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阿莱引用此话的目的,是要提醒读者,这是一句需要“牢记在心”的话,因为科学或科学研究,就是对已经得到承认的“真理”进行无情的批判性分析。好像大师们的心都是相通的,我所尊重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教授曾严肃认真地写道:他推崇的是那些“尖刻的评论或评判”,相信的是那些“毁誉参半的学问”。众口一词之中无真理,金教授的话可谓惊世骇俗,但其中却又不乏真知灼见。
  最近我读了余永定教授新出版的文集《我看世界经济》。此书收录了余教授一九八七年以来发表的四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世界经济的长期趋势和重大问题,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展望,到国际金融(其中特别涉及金融危机和汇率走势)形势及变化的评析,美国和日本经济研究以及区域经济合作讨论。作者在“序言”中讲,这些文章反映了他“对许多世界经济问题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变化历程”。虽说文集所收文章的跨度是从一九八七年到二○○二年,但余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并很快参与了当时的研究工作,一干就是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因此从某种意义讲,此书可以说是一部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缩影。阅读过程中的愉悦自不待言。而愉悦的主要源泉,我思忖后惊奇地发现,既来自于对余教授娴熟地运用经济学逻辑和分析技巧的享受,亦起因于对他那种全身心致力于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慨叹,更是滥觞于发自内心地欣赏他对待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的态度和反省。
  余教授所犯的“错误”,集中表现在对经济走势的预测上。现在让我开列两处。一九九九年初在上海宝钢国际经济研讨会上,他提交了一篇题为《二十一世纪初的世界经济》的论文,其中关于美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有这么一段话,其大意是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放慢,同时美国的贸易赤字也将有所减少,因此美国很难继续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通过增加对美出口的方式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将越来越难以奏效(105页)。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却是,美国的贸易赤字一再创纪录,并且依旧在扮演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二○○二年八月十三日,在《中国证券报》上他发表了题为《美元不会大幅贬值》的文章。在该文的结尾处有这样的文字:“在今后若干年内,一、美元汇率很可能持续走软;二、美元不大可能大幅度贬值;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波动性可能会明显增加。”其中第一点预测方向完全正确,第三点预测也正确无误,尽管和第二点预测看上去有些矛盾。这里关键的是和标题含义相呼应的第二点预测,给出了美元汇率将在未来几年内缓慢下浮的明确信息(402页)。显然这又和事实不符。事实是一年半以来,美元对欧元贬值了大约四分之一。
  尽管在整本书中还可举出不少余教授的预测“错误”(他说“不敢言预测”,代之以“判断”),但此刻我更关心的却是这些“错误”的性质和原因。这不由得让我回忆起了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叙说过的一段经历。“二战”期间的阿罗曾受雇于美国军方的气象部门,担任天气预报员。他和他的同事们在核实了大量的气象资料和曾经做过的预报后,最终无奈地意识到,预报一个月以后的天气是徒劳的,那无异于碰运气。于是他们就向上司反映,要求不再做类似的预测。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却是:“总司令完全清楚预测是不准确的,但是他需要这些预测供计划之用。”阿罗还特别提到,他在课堂上经常用这段经历向他的学生说明:大多数人都低估了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在为某人或某个社会设计具有广泛影响的政策时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根本无法预见后果;研究不仅应该有成果,还应该有对不完备性的暗示。话说到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引用一句剑桥学派的重要人物奥斯汀·罗宾逊教授的妙语:错误概率为百分之五十的预测要大大好于不做任何预测,因为不做预测意味着完全在黑暗中做出决定。
  从某种意义上讲,诸如“未来两年世界经济的走势”的问题就类似于月气象预报,属于不可预测的不确定事件。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有多少、其间的关系如何、各自发挥作用的条件在哪里?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界远未达成一致意见。这一点至少可以从各执己见的不同增长理论流派中得到验证。至于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重要的国际机构的预测,如果把它们置于事实中加以评判,那情景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经合组织所做的中长期预测,其失败频率之高,以至于每隔几个月就不得不进行修正。这倒验证了保罗·萨缪尔森的那句话:在决定论的事实和概率论的法则之中,精确充其量是局部的或大概的。弗兰克·哈恩甚至干脆反对把经济学看成是一门科学,认为宣称经济学是科学不仅欠考虑而且很虚伪。由此可以得出的两个判断是:一、对经济增长或世界经济走势等问题做出精确预测超出了人类的能力限度,换言之,经济学理论或模型难以承担如此预测重负;二、错误预测的出现,“错”在世界固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不是预测者本身。对此人们难免会进一步追问,经济学家在“屡测屡错”的同时又“屡错屡测”的原因何在呢?面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过的那句名言,即“对于不能言说之事必须保持沉默”,我们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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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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