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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德的第四批判


□ 何兆武

  去年二月曾去参加一个康德三大批判新译本的首发式。一种学术思想的价值如何,固然并不有赖于是否有隆重的仪式为之作秀,然而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且有领导人出席,仍不失为反映它之为主流社会所认可的程度。归来途中,不禁联想到康德哲学百年来在中国的命运。因为自从上个世纪之初梁启超、王国维这两位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界影响最大的领军人物最早把康德引进中国以来,至今恰值整整一个世纪。
  梁老先生在二十世纪初叶大量介绍了西方近代思想给中国,可以称为是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的一大功臣。至于轻薄为文者流讥评他是转手贩卖,反倒是表明了自身的幼稚、浅薄和无知。因为那个时代正有如一个初学识字的幼儿,浅薄、无知和可笑都是正常现象。正有如杜诗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梁、王一辈乃当时之体,是无愧于江河的万古奔流的。王老先生最初读《纯粹理性批判》,读不懂,再读,仍不懂;后来读了叔本华和尼采,再回过头来读康德,才感到有会于心。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之初,我们一辈青年学生初读康德也局守当时流行的办法,都是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入手的。当然,最初也是读不懂。记得有一次,我向同学友人王浩谈到:连王国维大师都读不懂的,我们大概是没有希望能读懂了。他回答道:话不能这么说,王国维没有读过近代科学,所以他读不懂。我们有了近代科学知识,我们是会读懂的。这一说法,后来我体会是不错的。确实,纯理批判的出发点归根到底不外是牛顿经典体系的世界构图。王国维的著作中没有他曾学过或掌握过牛顿体系的记载,而那却是我们青年时都已熟悉了的。从他的文章中,也看不到有任何牛顿体系式的思维方式,像是我们从《天体理论与自然通史》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的。当然要阅读康德的古典哲学那种冗长而沉闷的文风,确实是要费一点力气才能啃得动;不过,里面的思路却是清楚明白的,不像某些后现代的著作,往往似乎文字本身倒也简单明了,然而读罢却令人满头雾水,不知究竟说的是些什么。有些论者不顾原文的思路与文风,动辄指责译文不流畅、不好懂,乃至难以卒读。然则一定要把康德(或黑格尔、马克思)这类经典著作都译成通俗读物乃至儿童文学才算是好懂吗?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忠实于它的思路和它的风格。这是需要费点功夫去体会的。如果这点劲都不肯费的话,那就还是老老实实去读儿童文学吧。甚至于王老先生,当他从叔本华和尼采的生命哲学的思路再回过头来读康德时,他自以为是读懂了;可是,这条思路距康德那严谨的批判精神和思路却是更其遥远了。
  与会归来不数日,意外地收到一封陌生者的信。中译文摘要如下:
  过去的一个学期中,在由鄙人主持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历史理性批判高级讨论课上,我们就您的同名文集中有关康德历史理性批判的文章进行了讨论。目前在奥地利两名知名学者(Wilhelm Dilthey 及Alois Dempf)对这一领域的学说思想正在展开激烈的讨论。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两者均回溯到康德的历史哲学……
  我想在此对您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和贡献表示真诚的感谢!当然,还是有很多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必要。比如在康德的学说中并没有阐释他那著名的三大哲学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它们在哲学上的理由。但也许第四个问题——什么是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拙意以为或许这个问题可以解答——您书中所提出的对康德的疑问(即为什么康德没有对我们认识历史的能力首先进行批判)——历史知识在人类学中的不可度测。更明确地说是可以解释康德为什么会有这种独断的、超验的历史哲学。
  维也纳大学教授Dr. Cornelius Zehetner
  看罢信,不禁又引发多年来萦绕在自己心头的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和评价继三大批判之后而来的第四批判?
  第三批判于一七九○年问世,从而完成了人们所谓的三大批判的伟业。这一年康德六十六岁。此后,自一七九○年至一八○四年,即他一生最后的阶段里,他的思想理论的工作重心显然地已转移到了“人”的问题上:人的历史和人的归宿。有关这方面的一系列著作足以表明康德的晚年是怎样力图明天人之际,权古今之变,从目的论的高度着眼于建立一套人类历史的哲学作为自己毕生这篇批判哲学大文章的结穴。此所以卡西尔才特标它是康德的第四批判,即《历史理性批判》。也许是由于年事已高,康德确实是并没有完成一部以《历史理性批判》题名的大作。但是一七九四年《万物的归宿》、一七九五年《永久和平论》、一七九七年《人类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以及此前八十年代的《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什么是启蒙运动》、《人类历史起源臆测》等一系列论文,都足以明确无误地指明这位启蒙运动的最卓越的哲人晚年定论之所在。
  启蒙运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一页,而康德则是启蒙哲学理所当然、当之无愧的最卓越的代言人。我们只需比较一下孔多塞的历史哲学和康德的历史哲学,就可以看出二者层次高下之不同。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确实是法国启蒙运动一纸光辉夺目的历史哲学宣言书,它揭橥了启蒙乃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惟一动力,但他所谓的理性却仍然只限于智性范畴之内的知识,从而就把历史理性开展的过程等同于智性知识进步的历程。这正是他启蒙哲学的局限性之所在。在这里,康德较之于孔多塞直是高出了一个数量级。理性到了康德这里,已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智性或悟性,而是在更高一级并在更深的层次上统摄人类全部心灵能力的理性。理解康德而止步于他的三大批判,对于认真地理解他的目的论似乎是仍有未达一间——如果我们同意哲学也就是人学的话。最初读康德的历史哲学时,我原来期待着他也会像(或者应该像)纯理批判那样,在从事考察历史本身之前,应该首先是从对人们认识历史的能力进行一番批判入手,即我们怎么才可能以及我们是怎样地认识历史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并没有首先着手探讨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如何才成为可能的,就径直着手去揭示历史的本质,就有如圣妥玛要径直去摸触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双血手的真实性,而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样做(以人智去窥探神智)是不是会亵渎神明。Zehetner教授在信中也提到,在三大批判所提出的问题之后,也许第四个问题“什么是人?”才是最重要的。我同意这个提法。起初,我对于康德并没有考察我们对历史的知识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就径直拈出人类历史的起源和归宿(或鹄的)这种思路,觉得似乎颇显武断,而有悖于批判哲学的批判精神。及至一再读过了他的第四批判之后,始恍然于提这个问题是多余的,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康德本人早已给出了解答。康德明确说过他自己的思想来源于两个人,一个是牛顿,一个是卢梭。 人们越是读康德,就越是可以体会到:在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上,他的思想是以牛顿体系为模型的;而在对人文世界(也就是历史)的认识上,他的思想基本上脱胎于卢梭的理论。我们对于自然世界的认识有恃于我们先天的或先验的认识能力。我们对于人文世界的认识,则要靠我们的另一种先天的或先验的道德力量的驱使,它直接地使我们明心见性而不需要事先进行一番批判的检验。阅读康德时,如果紧密地联系到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与卢梭《社会契约论》两书,许多问题就都更易于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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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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