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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流水账”(散文)


□ 李培禹

李培禹

  我所在的日报副刊部研究教师节选题时,一位同事提议:能不能找个作者,让他写他的老师,要从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都写到,这样也许更能真实地反映老师对学生一生的影响,会更令人信服。但也有人疑虑,几个阶段的老师都有得可写吗?这话触动了我的神经,竟自告奋勇。于是,便有了这篇我的老师的“流水账”。

  一

  人到中年,还记得他的小学,还记着哺育过他的老师,本不是件什么新鲜事;人到中年,对已过去30多载的小学生活已淡忘了,对老师也没有太多印象了,也是件很寻常的事——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平淡如水。

  我的小学母校——东城区遂安伯小学,因王府井扩展,几年前被夷为平地。我路过那片废墟时,不禁驻足呆望了几眼。后来我知道,在这里呆望过的,不止我一个。我的小学同学李来启,也是其一。

  来启现在是一家公司的经理,他找到我说:你是咱们班的班长,你该牵头找找咱们当年同窗六年的同学啊。我赞同,于是拿来纸笔,俩人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地写起当年同学的名字来。照实说,我们写了不到十个,卡壳了,真的想不起还有谁了。过几天再想,收获仍不大……

  然而天底下只有一个人,清楚地记着我们全班所有同学的名字。读者朋友可能猜到了,她,就是教了我们六年的小学班主任老师陈辉。如今已退休多年的陈老师,拿出一张纸,她开始写着:1962年入学、1968年离校的我的学生:李晓梅、武亚平、王宪明、周克明、宋国强、武莲娟、赵燕玲、洪菊英、肖惠敏、高泽萍、赵庆六、王天培、王治渠、于莎莎……40多人,她竟一个不落地写了出来,其中包括因留级蹲到我们班和中途转学到我们班的几位同学的名字。

  我想起我们“毕业”离校时,正是“文革”深入发展的1968年,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可陈老师却千方百计把大家聚在一起。她借来一架120相机,请人为我们全班拍了一张合影。我想,这张照片一定还在她的影集里,因为她的每一个学生,还在她的记忆里。

  我,曾是陈老师指定的“班长”,当然也在她的记忆里。

  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报社传达室的师傅打来电话,说有一个老师找你。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的小学老师陈辉来了。陈老师是我小学六年的班主任。六年时光,在她的身边,我度过了幸福的红领巾生活。可毕竟30多年过去了,陈老师怎么找到我的呢?她告诉我,她已经退休了。她先找到我原来的家,幸好我弟弟还住在那儿,这不,一下就找到了。说着,她从包里掏出一件浅灰色羊绒衫:“从小你的身体就不好,天冷了,老师给你带了件羊绒衫,不知合适不合适。”我的眼泪差点涌出来,平生第一次紧紧拥抱了我的老师。

  那天,我和陈老师仿佛又回到了30多年前,坐在校园里那棵很老的杜梨树下,“谈理想,谈志向,也谈那美好的明天(小学时朗诵的诗)。”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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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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