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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问题


□ 吕 澎

  用笔墨纸砚完成的绘画在近代以来遭遇了多方面的挑战,检讨中国画的历史命运,既是为了对其进行恰当的定位,也是为了真正面对它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有关中国画的讨论曾经异常热烈,在本文看来,无论真诚地辩护还是激烈地抨击,都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在日益多元的文化生态中,中国画要坚持自身的品格,它不会取代任何其他的艺术,它只能回到自身,作为一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身体实践方式,以其独特的气质卓然而立。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认可只有那些迅速变化的形式才有生命力,而那些在微妙之处显变化的中国书画反而没有意义。
  
  针对长期以来用各种名词——“中国画”、“国画”、“水墨画”等等一表述的用笔墨纸砚完成的绘画在今天的境遇,我一开始就想指明:作为文明的一种物化形式、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中国画——我们暂时就使用这个有历史原因的词吧——是认同一个民族或者种族满足自己对物质世界和精神生活的特殊认识的媒介与手段。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争论,中国画既不担心被其他民族的艺术所替代,也不指望终究有一天去笼罩全世界;它就是它自己,一种书写形式、绘画形式、文学形式、艺术形式、文化形式、文明形式;它传达特殊的气质,表述特殊的心理,提示特殊的情绪;它超越现实追问,回避唯物反映论的课题,躲开实证科学,逃离实用和工具主义的目的;它甚至不去担心文明冲突中的胜败得失。中国画的这些特征,正是成就中国画的那些思想与观念的结果,由历史形成的一种“恒定的气质”是中国画继续存在的基本价值。中国画家知道:科学可以改变物质世界,民主政治可以让人们心平气和地面对所有民族的文化问题,有了这个基础,中国画的生命不用过分担心。因为,中国画仅仅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形态,它从未准备去替代任何其他的文明形态。举例说,就像那些痴迷于黄山或者江南的人很可能对尼德兰的绘画没有太多的兴趣一样,这里的差异仅仅在于因为水土、温度与植被所导致的历史沉淀和气质上的原因;在阿姆斯特丹伦勃朗博物馆的西方观众与在杭州的西泠印社里购买恽南田山水册页的中国人之间只有在所有生命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个问题上彼此认同,他们趣味上的差异我们无须太多注意。这个世界从来就是这样,总是在差异中构成有复杂成分的整体——按照西方人的看法,人与人之间从来都是陌生的和不同的。
  
  上“中国画”在过去一百年中的命运
  
  很久以前,有一个被称之为“顾恺之”的人在他的《论画》里使用了“迁想妙得”这几个字。以后的人们对这四个字有无穷无尽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傅抱石在为他所热爱的中国画进行辩护时,用他的日本老师的话对这四个字狠狠地赞誉了一番。我们知道,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字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不夸张地说,“迁”、“想”、“妙”、“得”四个字可以被任意解释,完全不是“顾恺之”可能要说的那些意思。可是,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会将这四个字联系起来,并同意它们所包含的精神内容?原因很简单,盖出于他们都接受着产生这四个字的自然、历史、文化与传统的滋润,他们愿意将这四个字联系起来,朝着他们共同感受到的方向去理解和认识。这样,从哲学上讲,中国绘画精神一开始就是超然于经验层面的,是玄奥的、没有边界的、不可知的和充满无限性的。
  对“迁想妙得”以及“气韵生动”的严重怀疑,开始于中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失败。鸦片战争以来的严峻现实让康有为、陈独秀等人更加关心物质世界的变化。究竟是什么逻辑让陈独秀对“四王”的绘画如此不留情面地加以批判?是什么原因导致不少知识分子对写实绘画的推崇?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非常复杂。倘若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倘若有一个西方军官站在我们面前并表现出傲慢和力量时,我们一定会倍感尊严与人格的丧失。查阅资料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是灭顶之灾导致的焦虑和不甘卑微的心理导致了对“萧条淡泊”的书画传统的放弃。
  通常,人们很容易指出:像“萧条淡泊”这类精神状态究竟有什么用?难道中国在1895年海上的失败不正是这类精神的最终结果吗?难道我们的文化传统本身不应该对失败的现实承担责任吗?李敖做过这样的结论,当有人问,“四书五经”究竟还有用吗?回答大致是:如果有用,中国人为什么会失败呢?这也是晚清以来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逻辑。的确,在国家危亡之际,正是那些对这个民族承担责任的人在用力地批判我们的传统,那些守持传统的人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似乎只有中国的历史充满着如此特殊的复杂性:试图改变现实、救国图强的人正是批判自己传统的人,那些维护传统的人在政治上又往往是保守的人。当中国画的精髓被文人或者知识分子明确归纳为“老庄精神”时,问题的复杂性就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因为,“清静无为”从来被理解为不做事情的消极情绪,这样,在需要改变世界的年月,“无用的”就是没有价值的,因而是可以被忽略的甚至被抛弃的。我们的分析仅仅是泛泛而论,事实上,在蔡元培、林风眠、刘海粟乃至徐悲鸿那里,这个温润的传统并没有被抛弃;也没有证据表明,那些对传统给予猛烈批判的人——例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一对传统有任何实质性的蹂躏,他们仅仅强调了变革的重要性。历史上,倒是国民党对传统文化中的概念的利用,导致那些传统概念成为党治意识形态的符号,成为抵抗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对立面,而不是具有文明精神的平等探讨与较量。的确,在1927年之后,传统在被利用的过程中受到蹂躏,因为政治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不信任。那个时期,所有知识分子已经无法做到一个彻底的中间派,由于各自的政治倾向,他们很难将政治立场与文化思想分离开来,实际情况是,他们对文化与艺术的判断不是错误地利用政治就是被政治有意识地利用(1935年例如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像过去那样自由地表达自己在文化和趣味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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