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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接触二三事


□ 叶 邨

  近来讨论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多侧重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多少忽略了中国文化给西方的影响这一方面。这样对中国文化遗产的认识就难免失诸片面,其实,若能从后一角度观察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位置,或许能看得更全面些。
  德国人利奇温所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朱杰勤译,商务一九六二年版),详细地叙述了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影响欧洲的过程。此书开首第一句便引了佩奇的话:“我们欧洲人在开始接受古代中国的教育。”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蓬勃兴起、而精神世界的衰败也渐次发生。资本统治之中的社会生产力可谓“前无古人”,其中科技、交通和信息的发达,逐渐引起所谓的“时空压缩”,使欧洲文明圈大大扩展,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与此同时也摧毁了欧洲人的内心世界,把他们淹没在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的冰水里。因此欧洲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重新面向涌现神灵的阳光之处,人类宏伟梦想的诞生地——东方,中国,在动荡中寻求解脱。一时间,“亚洲热”、“中国热”竟成了席卷欧洲的时风,这也就是“接受中国教育”的动因。
  在这个内向发展的热潮中,老子被视为伟大的先知。大约在一七五○年,通过耶稣会教士之手,《道德经》的拉丁文译稿最早在欧洲问世,尔后仅在德国就有八种译本。老子思想之特色是虚静为道,“致虚极、守静笃”,收视迫听,清静无为。这种虚无主义哲理显然很合乎当时欧洲人的胃口,于是出现了敬仰“东方老人”的狂热,就连绝非消极遁世的人物也把“无为”当作一种启示。甚至托尔斯泰也曾计划把是书译成俄文。时至今日,西方年轻人对资本主义政治、法律、风习的蔑视,以及“返回自然去”的呼声,表明他们仍然试图从老子式的“无为”中摆脱金钱世界的喧嚣竞夺。
  其他中国经典在西方的刊行也应首推耶稣会教士之功。一六六二年,郭纳爵神父就译出《大学》题为《中国圣书》;一六七三年殷铎泽神父译出《中庸》,题名用拉丁译音Chum—yum,并附有孔子传略。大约一六八七年,孔子的著作译出出版,并受狂热的推崇,称他是“道德及政治哲学上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耶稣会关于中国启蒙功劳不小,使欧洲人开始知道了中国,但他们的目的是借中国哲学和政治鼓吹开明专制,维持十七世纪欧洲的专制政体。至于一班启蒙主义者,则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对孔子大加赞扬,伏尔泰写《中国孤儿》就是把孔子的道德哲学寓于五幕剧作之中,人称“儒家道德五幕剧”。伏尔泰还说,商人发现东方是追求财富,哲学家则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当时的欧洲人普遍把中国看作孔子教化的、有道德的人类的楷模。
  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关于如何看待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哲学家中间最早强调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莱布尼茨的“单子说”与孔老乃至佛学中“道”的概念含义极为相近。一六九七年在《中国新论》一书中,莱布尼茨指出,中国和欧洲二大文化分处地球两端,二者在一定时期发生接触、互相补充,实出天意。欧洲思辨之学(数学、天文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超过了东方,而中国的实用哲学和政治道德则比欧洲优越。在这方面要向中国人学习。他还说:“在我看来,我们目前的情况,道德腐败,漫无止境,有必要请中国派遣人员来教导我们,正如我们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授神学一样。”不仅如此,莱布尼茨还提出沟通中西文化的实际建议,例如成立学会和提倡世界通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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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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