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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架构与公司架构


□ 张 鸣

“封建”和“郡县”,属于中国古代制度的大框架。自秦统一以来,哪种制度更好,就一直争论不休。虽说“历代都行秦政事”,但封建也并没有真的全身隐退,时不时地就冒出头来,在郡县之中插上一脚,西汉初年大分封,到了刘邦的重孙子辈上才摆平,此后西晋、元和明初,都部分地实行过分封。到了晚近的光景,史学界由于五段论的思想指导,传统的封建和郡县的争议就更是显得夹缠不清,只好自我解嘲说此封建不是彼封建,硬性地将传统“封建”“郡县”话语中的封建,跟feudalism划清了界限。其实,在所有的政治名词的英汉对译中,以封建(或封建主义)来翻译feudalism,要算是比较贴切的一个,这个词,无论古义还是今义都差不多。如果说,要在中国找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的话,我们的西周时代,所实行的被称为封建的制度,倒真的很像。
不过,当年欧洲的封建国家,是在蛮族入侵颠覆了古罗马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大多是武人的联合体,封建主和国王之间,实际上是共生的,彼此间往往不见得有血缘关系,而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其主干部分,却是统治家族内部,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亲疏远近权力分配的游戏规则和结构。在王朝的框架内,嫡长为天子,余子封为诸侯,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到了诸侯层次,则继承爵位的嫡长为大宗,其余的封为卿大夫为小宗,依次类推,到了士这一层次为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士以下就变成平民,也就是说变成被统治者。这样的封建制,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属于一种家族架构的层级治理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经常批判的“家天下”模式。
相对应的,自春秋开始孕育,到秦统一定型的郡县制,由于治理不再依靠血缘家族成员,而是设官分治,由官员代表皇帝统治,所有的官员(管理者),都是皇帝的雇员。这样的制度,实际上要算是“公司架构”,很有点像现代社会的公司企业。
显然,从统治绩效上看,公司架构的国家机器更有效率,能够比较好地利用土地、知识、人力甚至商业资源,可以动员比封建制国家更大的力量,从事战争或者其他规模较大的建设事业。郡县制的形成过程,从春秋到战国,留给人们最明显的印象就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烈度越来越高。春秋初年几百乘战车几千人参加的战争已经算是大战了,可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动辄用兵十万,甚至数十万。作为最费钱的一项买卖,战事的规模和烈度,可以折射出郡县制的效率。套用一句现代管理学的术语,可以说,郡县制的目标选项里,效率是优于稳定的。
当然,封建制也不是一无是处。作为一种传统农耕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它的稳定性无疑是最强的。嫡长继承余子降封的继承制度,至少在理论上排除了可能的继承纷争。相应的,宗法制度也是一个相对稳固的等级制,所有人的身份、地位,在一出生的那一时刻就已经决定了,他的位置,只取决于他的父亲是谁,他从哪个女人肚子里出来的,嫡还是庶。等级排列的标准非常单一,只有一个血缘标准,所以等级排列的清晰度非常高。如果配之以相应的礼乐制度,在一个生活相对固化的农业社会里,如果制度目标的选项第一位是稳定的话,那么封建倒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在这里,有必要提一句我们历史盛传的“三代”(夏、商、周)的礼乐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集祭祀、宴飨、游乐、教育为一体的仪式,贵族们通过这种定期的仪式,在钟鸣鼎食、抚琴鼓瑟、投壶复射加上诗礼答问之间,即使不能完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各自认同了自己的位置,认同了整个的秩序。从另一个角度看,封建制也是一种管理成本较低的制度,无论哪一个层次的封建者,都不用设置太多的官员,配备财政、审计、监察机构,甚至不需要常备军。
当然,这种美好的境况,最终是被破坏了。封建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的维持,全赖王室对于征伐礼乐的主持,同时需要不断地对外扩张,以满足不断分封的需求,可是王室的扩张能力往往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旦扩张的步伐减慢乃至停滞,就不得不自削王室的领地以满足分封,这样就损害了王室的实力,久之,封建的秩序也就难以维持了。国都残破,平王东迁,势必“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乱的结果最终是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这个转换,不仅留下了许多关于“三代之治”的幻觉,和九斤老太式的感慨,也给后来的史家,留下了许多疑问。古代的中国,在三代和春秋战国之间,虽然有些许的变化,工具有若干进步和商业有略微发达,但无疑仍然都属于典型的农耕社会,这种社会,选择宗法封建形式的政治结构,应该也是合适的,因为它稳定而且成本低。但问题在于,商之代夏,周之代殷,都是处于政治边缘的某一势力的崛起,整体取代。取代完成之后,原来处于文明中心的文化和制度,当然不会被抛弃,因此,孔子认为,周礼、殷礼和夏礼之间,具有袭承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所谓的三代之间,实行的是大体相近的制度(当然周制应该在宗法封建方面更具特色)。而在东周时代,类似的整体取代的势力尚未形成,楚和秦有些类似的气象,但毕竟力量不足,而且受到中原强大的诸侯齐和晋的抗衡。因此不可能在制度还没有大的变革之前,实现整体取代。更关键的是,春秋竞争中的各个诸侯甚至大夫,在竞争过程中都意识到了直接控制的好处,纷纷想方设法强化自己的力量,开始了大规模的设官分治的历程,县和郡,都出现了(县出现在郡之前)。在这个过程中,士或者士以下的平民读书人的作用日趋明显,他们成为日益增多的官职的受益者,而士之间的竞争,则体现为一种知识的竞争,不仅促进了私学的兴起,而且使得统治者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了知识资源的好处。诸侯和大夫之间的竞争,也体现为对知识资源利用的程度,这就更加促进了制度的变化,使制度向着官僚化的方向转进。今天我们一谈起官僚制,头脑里出现的往往是僵化、保守、低效率这样的概念,但是在那个时代,官僚制其实是效率的代名词。原本处于边缘的秦和楚,也由于文化的交流,被迅速卷进这种竞争之中。从春秋到战国的竞争过程中,凡是传统抛弃的越是干净,集权越是彻底,旧贵族势力被打击得越狠,知识资源利用的越是充分,就越是占有优势,最后的胜利者秦,理所当然地是这种新制度和新传统的既得利益者,所以,秦统一后,由于政治学理论所谓的“路径依赖”的缘故,即对距离最近的成功经验的习惯性依赖,必然会选择郡县制,不再封建,封建制对秦的统治者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幻觉,因为他们统一的时候,离这个制度的全盛时期,已经有四百多年之遥了。也就是说,秦之代周,不是一个直接的整体取代,而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到了战国开始,周的名义实际上都不存在了,用柳宗元的话来说,“周之丧久矣”,秦的天下,实际上是跟六国争来的,竞争中,有别于封建制的新制度,得到了很充分的验证,所以,新的时代,只能以郡县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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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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