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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五四:从“民族”与“民主”的视角


□ 张宝明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5—0037—03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自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三天起,就有人开始了对这一现象的研究。然而直到五四运动已满90高龄的今天,后学对其性质仍无定论,这固然表明了五四自身的丰富性无法被任何人征服,人们只能通过阐释不断寻找进人的方式。但同是岁月的磨蚀和阐释得累积也使其出现了日渐模糊甚至隔膜的趋向。譬如就五四运动的内涵而言,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一场民族民主运动”,但究竟是反帝爱国还是科学民主,就有各视其是的判断。
  “五四”,在历史意义上它包含了两个层面或说两个阶段的“历史”。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称《新青年》),由此揭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思想解放运动举起“民主”、“科学”的大纛,批判传统,创建新文化。在高张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的义旗后,先进知识分子以俄国革命为契机、以“巴黎会议”为导火线,成功领导并策划了“五四爱国运动”。因此我们说,五四新文化(民主、科学)运动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作了思想铺垫和启蒙准备,同时五四爱国运动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延伸和继续。纵观中国近代史,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两个阶段)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一场规模宏大的民族民主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纪念馆中打出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旗号,的确道出了历史的真实,可以说这是对五四内涵言简意赅、切中实质的概括。
  一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集中流布在以《新青年》为载体的思想启蒙杂志上。细说五四这个运动的前身,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已经足以表明其基因潜在的双栖性:那就是“新青年派”知识群体从它聚合的那一天起就携带着的文化性和政治性的歧义。当然,他们的歧义又是聚拢在“德先生”、“赛先生”麾下联袂出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给中国思想界注入了一剂兴奋剂。一时间,“民主”与“民族”的颉颃出现了民族性盖过民主性的势头。在意识形态意义上,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换算成思想史的公式,笔者以为,它应该在民族性和民主性的坐标系上定位。无论是政治领域、文化领域抑或经济领域,都有民族观念和民主意识作其现代性的支撑。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就前一个矛盾而言,作为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它言说的是民族性;就后者而言,它言说的是民主性。质而言之,1840年以后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从本质上规定了中国仁人志士所从事的一切无不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争。只是我们看到,由于每一个时段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因此在民族性和民主性两个主要矛盾之间又显现出颉颃胶着的思想症候。如果说洋务运动是在自立自强中折射出制夷御敌的中心。那么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则无不显示出思想家固有的深沉和智慧。他们在看到民族矛盾尖锐性的同时,更是留意到了内因的决定性。尤其是五四时期,有着一个公认的现代性设计:先驱者欲从历史的深层——文化基因上挖掘民主性不足的根源,从而建立起一个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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