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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信,一面


我和舒芜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此外还收到过他一封信。得信在先,登门拜访在后,其间相隔总有三四年时间。
  舒芜给我写信,缘于我就他的《碧空楼书简》写过一篇书评,先后在民刊《开卷》和《文汇读书周报》上登过。那篇书评他读了。先是带口信,请《开卷》主事者转达他客气的称道。后来就收到下面这封信。信不长,因且照录:
  余斌先生:
  拜读大作《碧空楼的情思》,奖借(注:疑为“掖”)溢量,令我惭赧;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承指示途辙,当以衰耄之年,力求寸进,庶不过负厚望耳。
  关于聂绀弩周颖夫妇之事,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姚锡佩女士撰有文章一篇,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原拟刊用,旋以中宣部禁止炒作章书而罢,后来也上过网,似尚未入尊览,兹随函附上,乞察阅,为荷。
  我的通讯处是:……(本文略) 候明教。
  专此布达,顺颂
  文祺。
   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信是打印出来的,只信末“舒芜”二字为钢笔所写,据说老先生写作都是用电脑,以八十高龄,真是与时俱进。我是晚辈,为书评专致一书,似大可不必。书评当然大体是说好话,但我想他给我写信,或者是因书评里什么话碰巧有点搔到痒处的意思。检讨下来,我以为在于文中对包括他在内的一代文人命运给予的“同情的理解”。因他在与友人信中提及荒芜的“家事”,为公开发表的悼念文章中所无,我便发了一通议论:“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不提,可能因为这些多属‘家事’范畴,是要给死者‘安静’,也是存着温柔敦厚之旨。以我作为读者的私衷,当然希望对‘国事’与‘家事’均有所知,不为窥探隐私,实因合而观之,更能感得人生的况味,时代的况味。在此家事与国事不易分清,‘人生到此’与‘家国万端’之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对于那一辈人尤其如此。我读舒芜文字,包括《回归五四》的长序,常也无端兴起‘家国万端’之思,因为不论具体所写为何,内里道出的,都是‘一代人的命运’这一篇大文。”我不知他是否将“家国万端”、“一代人的命运 ”等语理解为对他当年抛出胡风信件一事的曲谅,——虽说不上是千夫所指,但他因此事一直置身一种为自己洗刷辩解的处境,却是肯定的。
  然而我喜读舒芜文章,又总有一种别扭之感,恰恰是因为他面对那桩公案时的不能坦然,或者说,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种直面自我的“坦然”:“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这可以视为舒芜的“忏悔”,可述及此事时,他的反顾总是伴以浓得化不开的“但书”意味,他的“忏悔”指向交信引发的客观结果,其“底线”则在对动机的回避。对结果无所知、不能预知而最后却站出来承担自己“应付的一份责任”,岂不是高姿态么?
  其后还看到他的多篇文章,涉于己的,不同程度不同形式,都有自辩的成分存焉。他的文风经常是“言近旨远”、“婉而多讽”的,直白地说,就是话里有话。比如有一阵对一学者面目的“大起底”,以时间先后推,实发端于他发表在《万象》上的一篇短文《老吾老》,既揭了短,又对此人“国学大师”的身份暗下针砭,但又以“老吾老”为题暗示应存恕道,真是余味曲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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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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