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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小凉山彝区村落空间生成研究 ——与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之理论对话


□ 嘉日姆几

  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因失去对地理环境、人的生物本能、社会分层等因素的关注而很难解释国家、村落和权力彼此塑造的历史关系。本文的研究恰恰揭示了村落文化空间的生成是国家政权建设、地理环境、生物本能、社会分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与这些因素无关。

  关键词:小凉山彝区 权力的文化网络村落空间 农场模式

  作者嘉日姆几,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教授。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31。

  一、问题与路线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之要义及其问题

  近年来,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概念被国内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不同程度地接纳与吸收。在其众多的概念中,“权力的文化网络”似乎对学界影响更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杜赞奇的“权力关系”与施坚雅的“市场关系”、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黄宗智的“区域关系”并列,且上升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范式”。①

  杜赞奇认为“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一种模式。此模式是将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纳入同一框架进行解释的方法,是针对西方社会理解中国的“附属”模式③与“乡绅”模式所提出来的。所谓的“附属”模式是指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将帝国政权看得过分强大,从而将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看成是国家政权附属物的观点;“乡绅”模式将封建文人视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中介,绅士因此既是国家政权的后备军又是乡村社会中的富族。④前者将乡村与国家的关系理解为从属关系,后者将其理解为并列关系。而“权力的文化网络”可能源于对二者隐含的二元化倾向的不满,将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多元、多层次关系一元化,并整合进“文化”规范的分析框架来替代上述两种方案,因为杜赞奇认为这些组织共享一套规范、价值与象征。①此模式也因“一元化”的策略而显得比“附属”模式和“乡绅”模式包容性更强,因为它将权力运作及其基础虚化为一系列的象征、规范与价值来突破二元性框架的可能局限。

  至于权力,杜赞奇认为它是中性概念,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权力因此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难以明确分割。其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关系之中。杜赞奇进一步认为,“文化网络”中的“文化”是指根植于各种权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而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这些规范不能用市场体系或其他体系来概括或取代,它是由各种集团和组织交织而成的天衣无缝的网络。因此,这一网络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任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这一网络中活动,正是文化网络,而不是地理区域或其他别的等级组织构成了乡村及其政治参照坐标和活动范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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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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