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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旗手王蒙》有感


□ 孟祥中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坛曾经有过“旗手”。近日,看到《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上赵玫同志的《旗手王蒙》,觉得新鲜,随之生出了一些感想。
王蒙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在文坛举足轻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不光有卷帙浩繁的煌煌巨著,而且还有其他作家不具备的条件,曾有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光辉头衔。凭着这些其他作家无法具备的、也攀比不得的优越条件,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坛“旗手”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对于王蒙一向没有研究,了解甚少,心中无数,看看《旗手王蒙》这篇文章是怎样论证王蒙是文坛“旗手”的,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也是一个认识提高过程。抱着这种态度,我认真地把《旗手》这篇文章看了两遍,越捉摸越感到,文章写的不是那么扎实。仅从《旗手》这篇文章本身而言,就觉得是一篇心血来潮、矛盾迭出的粗糙之作。不揣冒昧,直言于下。
1、文章说,王蒙独创了中国的意识流小说。独创的根据是,外国的意识流小说译介到中国是1985年后的事,而王蒙在1980年就写出了中国的意识流小说《春之声》。“王蒙的发轫之举,开始了接踵而至的整个八十年代文学的繁荣”。这一论断,与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的基本事实不符。
1977年刘心武发表了《班主任》,1978年卢新华发表了《伤痕》,1979年蒋子龙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在当时,这都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作品。除此之外,在这个时间的前后,还有一大批有影响的与意识流小说风格迥异的作品,这些作品怎么能与《春之声》挂上钩,怎么能是《春之声》“催生”的结果呢!
事实也是这样,《春之声》之后,中国大多数作家没有紧跟其后,中国文坛当然也就没有成了意识流的天下。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其主力队伍是现实主义的写作,这是一些基本情况。
1978年文革一结束,中国文坛刚从极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还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去写作、阅读难懂的意识流小说。广大读者关注的是拨乱反正,文学率先走了一步,众多作家讲起了文革及文革前的故事。读者正好有一种急切的心情,想知道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通过作家的笔是怎样去倾诉的。这就形成了作者与读者共鸣的现象,也就造就了文革后文学的十年火爆。
2、文章说,《春之声》等一系列作品,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但是你一定不要忘记王蒙这些小说是写于1979年至1980年之间”。作品写于那一年固然重要,如果今天读起作品来有“过时”之感,这个写作时间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决定作品意义比写于那一年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的质量。好作品能经得住历史长河的洗礼。作品才经过二十余年,读起来就有“过时”之感,那本身就是一时之作,而不是优秀之作,更不是开文坛先河的旗帜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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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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