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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文学批评的东方美韵


□ 梁红霞

沈从文文学批评的东方美韵
梁红霞

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声名卓著的人物,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广泛多样,他是一位历经时间检阅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独具个人风格的文学批评家。
许道明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中说:“批评之于他,或许还不是充分自觉的事业,表现出许多经验主义的色彩。他坚持的标准,在现代自有其迂腐辽阔的气息,但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他不是为了玉成自家的名声而从事批评,而始终从事创作,为创作的健全发展,并且始终带着对于创作的深刻体验来议论创作,树立了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则优良传统。尽管他的批评也不无偏见,但他是真诚的,透明的。”
较之于理论型的批评家,沈从文的确是印象式的,感觉式的批评家。他不是以思辨的方式分析,判断对象及作品世界的意义,而是以身心去拥抱和感悟作品本身,从而产生深邃的同情与共感,他对作品不是判断和分析,而是一种感知和明悟。

西方文论把印象主义批评归纳为三条重要特征,一是以个人的“情操”作为批评的唯一“工具”;二是认为批评与创作是同一样事,好的批评家同时应是好的作家;三是批评只是批评家在自我创造中的一种“自我完善”。
无疑沈从文是一位好的批评家,更是一位好的作家。他的评说本身,也是一种再创作,他用优美的评述传达着个人丰富的人生理想和意境,彰显着自己对文学和艺术的不懈追求,也蕴涵他特有的人生态度和生命体悟。
他的独树一帜的文学批评,如同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意境悠远,令人回味。他的的文学批评散发着浓郁的东方美的神韵,蕴涵深邃的东方美学思想。

恰当——传统的中和之美

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这样写到:我只要说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不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惜。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更无平凡深刻的区别),要的只是那个“恰当”。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他认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须以人性作为准则。他经常提出的论点是,号召作者在修辞上要雕琢词句,讲究结构,做到尽善尽美,而且不忽略保留一点传统形式。沈从文重视内容要符合一定形式的立场,批判毫无节制的浪漫主义。他提出和形式比较起来,内容同样重要,作家要用心搜集素材,充实作品内容,采取一种你喜欢的文学形式,把周围的一切写出来。
他认为:好的作品照例使读者看起来很对,很近人情,很合式。一个好作品上的人物,常使人发生亲近感觉。正因为他的爱憎,他的声音笑貌,都是一个活人。这活人由作者创造,作者可以大胆自由来创造,创造他的人格与性情,第一条件是安排得对。把身份,性情,忧乐安排的很合理。
而恰当的中和之美,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根基所在。
就语句而言是素朴而不是绮丽。
在我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素朴是一种“自然真美”,即具有原生态式的美。其形式消融在内容中,无雕琢之痕,无设色之意,无夸饰之态。《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也就是说素朴本身就是一种绚烂之极的美,素色之作可高于彩绘之作。素朴的基本美学特征是自然平淡,洗炼净洁,瘦而实腴,质而实丽,不事雕绘,意蕴深厚。素朴之美就是本色之美,是返朴归真,平淡自然之美。
沈从文写到: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纳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论冯文炳》)
沈从文在评价冯文炳时,也认为他的小说文白杂糅,“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作品的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
从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中可以看出他对东方素朴之美的推崇。
从节奏而言是舒缓而不是急促。
沈从文评说朱湘:他的诗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皱纹更见出了寂静,作者的诗保留的是中国旧词韵律节奏的灵魂,代表了中国诗歌十年来的一个方向,是自然诗人用农民情感从容歌咏而成的从容方向。
可见“从容”是沈从文极力推崇的风格。这也是中国东方美学的内蕴。当然这一批评原则是受传统文化和京派创作影响的。林徽因在《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的《题记》中,归纳这一派别的创作特征,认为京派善于发掘普通人生命的庄重和坚韧。在新旧变革的旋流里,由追寻逝去的美,而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怀旧气息。京派小说统一的审美情感是诚实,从容而宽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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