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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万福案件


□ 邵丽

  一

  如果告诉你作家是这个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职业之一,恐怕你会相当惊讶。我再告诉你,这是真的,连加西亚·马尔克斯都认为“写作是自杀的职业”。一个作家比一般人更容易被故事所诱惑,最可怕的是他久久地不能从故事里走出来。他被故事绑架了,他被故事撕票了,就是这么回事儿。

  实际上一个时期以来,我对选择作家这个职业追悔不已。这样的情绪缘起我那次北京之行。我去北京前刚做了一场新书签售仪式——在那个仪式上,我签到手软。我写的故事越来越被市场所认可。毕竟啊,美女作家,官场小说,漫不经意的表达方式,似是而非地针砭时弊,样样都能出彩,想不让读者喜欢都不容易。签完之后,我去看我文学院的老师,还没说几句话,他就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我刚出的小说集不满地说:“你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明白,虽然小说是讲故事,但故事不一定就是小说。”他把小说集嘭的一声扔在我面前的茶几上:“从原始人那个时代起,人们就会讲故事了。编一个故事,把各种小元素掺进去爆炒一下,这就算小说了?那种低级的故事说来说去,隔靴搔痒,都是些盗版的生活。”我从幸福的峰顶一跤摔下来,心里真是拔凉拔凉的。老师一向对人说话不好听,但是这么严肃地对我还是第一次。看来他对我的不满已经远远地越过了边界,泛滥成一股洪流了。我诺诺而退,站在北四环那条从老师家出来的路上,禁不住悲从中来。谁不想要正版的生活呢?这个可恨的浮躁的世界……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世界不是我写好故事的必要条件,但却是我写坏故事的充分条件。作家应该走在时代前面——不过这也难说,如果碰巧活在当下,你走远了,那你不是比时代还浮躁了?如果你走在了时代后面,就只有复制人家的生活,毕竟没有几个作家是伟大的先知嘛。

  老师让我学我们那些先辈们,下去体验生活,或者是去找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来到鄂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县挂职当副县长,并在这里“找到”了很多故事,包括刘万福的故事。

  其实后来在我被刘万福的故事弄得进退维谷的时候,我想,我干吗一定非要去关注刘万福的生活呢?那种关注已经超出了一个小说家的边界,让他与我的生活在某些方面重叠。说实话,我被这个故事俘虏了,“我体会了和他的悲哀同样的悲哀”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那时难以言表的心情。当然,当你读完刘万福三死三生的故事之后,相信你也会有这样的心情。

  先说说我的家庭吧。我到这个县挂职之后,我的家庭就与这个县挂钩了。我老公是一个经济学家,师从经济学界京城三大才子之一、著名的经济学家梁晋先生。他和他的老师都是哈耶克的忠实信徒,信奉绝对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我到这个县不久,他就把这里作为他们的信息采集点——这是他们构建庞大的县域经济模型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是找一百个县作为研究标本,在特殊性中寻找一般性,以期从底层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创造新的路径和模式。

  我女儿是学艺术的,先是学钢琴,十岁那年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因为受不了每天像打铁般地在黑白键上至少敲击八小时,她要求改学作曲,写过几首被我们盛赞为新世纪噪音的曲子后,再也没有跟我们交流过音乐方面的话题。她是后现代的中坚力量,冷漠地解析着这个充满乱象的世界,任何我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有意义的事情,往往被她拆解成一地鸡毛——从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到某个企业家信誓旦旦的裸捐。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她来到我挂职的这个县,在某个地方与某个群体的某些生活不期而遇,因而从某些方面改变了她曾经自以为是的看法,决意要去最贫困的地区当志愿者(这是她博客里的原话)。

  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的所有的作品,双脚都插在黏糊糊的现实里不能自拔。如果再加上老公的自由主义和女儿的后现代主义,我们这个家永远同时拥有三双不同的眼睛观察、体味和评说世界,而且在我接下来的叙述中,这样的家庭色彩使这个故事充满着历史的隐喻和现实的嘲讽。

  该说说刘万福的故事了。

  故事的开始,照例是平常的一天。那天我在群众信访接待室值班。在我来之前,这个县就制定了这么一个制度,每天由县委或者县政府的一名领导干部到信访接待室接待上访群众。那天我在接待室里接待了两拨上访群众。一拨是淮河岸边老船民公社的一帮村民,因为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强渡淮河时,征集他们的船作为渡河工具,到现在还没给报酬,他们一直向上级反映也没人管。我问那个牵头的老人,当时借船的那些人你见过没有?他说:“咋没见过?是个侉子,说话还带把儿,为这俺爹还跟他戗了几句,后来还是刘伯承出面亲自摆平哩!”我说:“看来你还见过大世面。”他说:“那世面大不大,村里老少爷们儿知道。”说着就把烟袋从腰里掏出来,在腿上磕了一下,把一根烟扯去过滤嘴插在烟嘴里,然后才噙在嘴上。这个动作让我忍俊不禁,它几乎是一个暗示,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他后面有个瘦点儿的小孩说:“邓小平睡过他家的炕,还给他爹敬过烟。”信访局长老刘插话道:“不是加长熊猫的吧?”“不是,”老者说,“那个时候天下还是老蒋坐着哩,共产党的头头们哪有熊猫烟抽啊。有一次我那在北京打工的孙子回来,给我带了两盒熊猫烟,说邓小平吸的就是这个。我吸了两口就熄火了,捻开一看都是烟梗子,可能邓小平觉得这烟劲大,想必有人在旁边跟着点烟吧?”信访局长说:“有。我老家俺老婆她娘家舅的媳妇的外甥,就在北京跟着他专门点烟。”这个玩笑把大伙儿都逗笑了,这一笑就把气氛笑松了。我说:“老伯,你把条子留这里吧,回头我们研究个意见再去跟你们见面,好不好?”老人说:“研究完了你县长去找我们?”我郑重地点了点头。他说:“我也不喊你县长了,你这闺女咋说咋好。虽然你穿裙子,我看比那些穿裤子的都干脆,你说咱老百姓,啥时候不相信政府?不过你们要好好算算账,虽然条子上没有写给多少钱,就是一块钱,再乘以六十二年零一个月又七天的利息,有多少算多少,这要求不高吧?”我说,不高不高。说了之后,我出了一身冷汗。虽然我的数学不好,但是这一块钱利滚利算起来,估计会让政府的钱袋子瘪下去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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