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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以解脱的困境?


□ 王赓武


  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在中国之外用中文和其他语言写作。有些人写作只是为了记录个人经验。另一些人写作是为了表达思想和情感。还有一些人有自己的抱负,想要写出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最后这群人中某些特定的作家及其成就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只对北美、澳大利亚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中的状况做过不多的考察评述。不过,对这些作家的雄心和局限,以及他们为确立自己在各自的社区和国家甚至更广大的文学世界中的地位所进行的斗争,我们已略有所知。本文的任务不是介绍这些,而仅限于勾勒出海外华人写作中的主要问题,并对如何才能理解这些作家提出一些看法。这些问题包括:他们以什么身份写作?中国人?华侨?海外华人?或者只是需要写作的个人?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对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散居在世界各处的人群的写作做出评判?
  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海外华人,外语环境中的中文作品显然不同于中文环境中的作品。但是一旦涉及中文作品,就会考虑到中国伟大的文学传统,而那些在中国以外写就的作品一定受到过中国作家作品的极大影响,并且通常也会被拿来和后者进行比较。因此,很难根据语言、文体和风格来区分海外华人的作品和中国人的作品。造成这一困难的另一原因是中国的学者可能不清楚这些海外华人是谁。中国人对这个领域如此不了解令人感到惊讶。当然,北京和台湾各自的海外华人委员会的官员都知道对谁负责,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很多人却没有定见。例如,他们把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和台湾的中国人一样算作“海外华人”。出于这一原因,一些西方人也这样划分。然而,如果我们在定义海外华人时更加谨慎一些,就应该只包括那些居住在明确的非中国领土上的人。假如这样,就不应该承认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是“海外华人”,也不应该说世界上有五千万到六千万“海外华人”。应该从中减去这三个地区的三千万人。剩下的数字最多只有三千万,只比中国总人口的2%略多。
  这个数字仍然不太准确,但也不可能更准确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很多国家的政府,尤其是据估计超过80%的海外华人所在的那些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不把各自的这些人口看做华裔。今天一些计算的基础是一九四一年以前的人口普查数据或者是以北京或台湾确定的较早的官方数据为依据所做的估测。此外,还有两个一直影响数据准确性的因素。其一,很多中国人的后裔不再称自己是中国人,另一些人则只是承认自己有一些中国人的血统而已。他们应该被算做是中国人吗?其二,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新移民离开中国(包括上面提到过的三个地区)到外面的世界去。在取得外国国籍之前,他们是华侨。当他们还是中国公民的时候,他们应该被算成“海外华人”吗?当然,如果他们选择长期保留中国国籍,就应该把他们计算进来。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精确地算出海外华人的人数。
  这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华侨”这个词的使用。这个词通常被译成“海外华人”。不过,大量住在中国以外的中国人不再像“侨”这个词所表示的是临时住在国外,而是外国公民。新发明了一些词用以避免假定国外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华侨”,这些词包括“海外华人”(简称“华人”)、华裔和华族,还做了很多努力来区分这些词。这里我们只关心那些以中国人的身份进行写作的人。我们只需要两个词:华侨和海外华人。最近有一本书研究那些没有居住在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的作家,书中做了有趣的区分。《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辞典》(王景山编)把所有这些作家和在大陆进行创作的作家做了区分,因而海外华人和台港澳同胞似乎被划为一类。但是同时又把“海外”中文作品和被视为一体的台港澳作家的作品做了区分。尽管很难做到十分精确,但编撰者还是尽可能地一一确定了每个作家的出身。
  应该指出的是,大部分大陆以外的中文作品是由生活在台湾和香港的作家在当地创作的。在王景山的辞典中,八百一十一位作家中有一百六十位被说成是出于海外,也即略少于20%。值得指出的还有,更多的华裔作家现在使用入籍国的语言或某种国际语言。一些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尤其是那些第一语言是英语的作家)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他们的作品也有了中文译本。有几位和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的同代中国作家一样著名。这里不想讨论所有的作家群,只讨论较早的以华侨身份写作的一代和目前以华人身份写作的一代。
  请注意“困境”一词的使用,它来自于大多数作家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自己变化的、暧昧的华人身份有自我意识的事实。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为各自的社区而用中文写作的,并不是作为中国公民而写,也没有必要针对中国读者而写。其他一些以华人身份写作的作家,则用英语或其他语言,向更加广泛的非中国读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有鉴于此,目前全球和地方(或者全球和国家/地区,甚至国家/地区和地方)的两分法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对这些作家的研究。当前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地方—全球”关系等同于X(亚洲或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或者,X(亚洲的或中国的)与“西方的”的关系。对于那些生活在中国、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中国人并因而把想像投向作为他者的西方的中文作家来说,这也许是对的。在亚洲的很多地方也有一些本土作家写作时把西方视为惟一有意义的他者。但对海外华人来说,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每一位作家都是一个“自我(Self)”,他在自己的社区中有离他最近的他者。同时,每一个社区在它所入籍的国家都可能有一个其他族群的他者,这个他者尤其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族群。此外,不同的海外社区在他们的中国想像中有一个额外的他者以及全球化大进程中的另一个他者。假如有许多相互交叉的他者,那么通过中国人古老的“内—外”两分法,从何为内、何为外的多重维度描述它们,应该更加有益。内外两分法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海外华人作家作为主观想像的和不断变化的现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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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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