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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出师表》的尴尬


□ 刘慧儒

  提起诸葛亮的《出师表》,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有前后两篇。白居易写过“前后出师遗表在”的诗句,苏轼也曾无区别地称“出师二表”。然而,《后出师表》的真实性却颇有争议。陈寿在《三国志》中不惜笔墨全录《出师表》,却只字未提《后出师表》,在他编纂的《诸葛氏集》里,后者也付阙如。《后出师表》得以传世,是由于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全文征引。引文源于《汉晋春秋》,《汉晋春秋》又引自三国吴人张俨的《默记》。
  不少人认为,既然“良史”陈寿未提,那么《后出师表》多半属后人伪托。可是,翻检一下古文选本,《后出师表》每赫然在列,署的自然是诸葛大名。显然,编书人、读书人都不愿相信,最能体现诸葛亮高风亮节的名句“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后讹传为“尽瘁”),不是他本人的肺腑之言,竟乃出自赝文!
  《后出师表》到底是不是诸葛亮所作?裴松之征引时,想必心已存疑,故特说明原始出处,以撇清文责。到了乾嘉考据盛行之时,袁枚跳出来斥之为伪作。理由是,出师临征,当以气夺人,《后出师表》却先自怯馁,“上危主志,下懈军心”,此虽至愚不为,而况诸葛。上世纪中叶,受过“科学主义”洗礼的傅斯年也称,《后出师表》“若果决而实忧疑,若奋发而实不振”,即使不算“败北主义”,也脱不掉悲观论之嫌,诸葛亮伐魏,志当必胜,必无漫作此等泄气话的道理。在众多史论家眼里,《后出师表》之伪,凿凿已成定论。
  《后出师表》若非诸葛亮所写,作者是谁?现成的答案是“好亮者”或“好事者”。不过,“好事”也好,“好亮”也罢,作伪者既然意在乱真,理当尽量仿效《隆中对》、《出师表》等作品才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隆中对》的诸葛亮英气勃发,指点江山,犹胜券在握;《出师表》虽内敛沉潜,但必胜之心,溢于言表。《后出师表》不仅绝口不言取胜,行文也不似前者气壮而语畅,倒像是恐人不信而回环往复、申之不已。后人对照二表常发出冰炭两途之叹。《出师表》曾明确提到伐魏的目的,即“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也做了类乎军令状的承诺。在首战不利的情况下,《后出师表》一面竭力主张出师,一面却又间接承认胜算不大。如此低调悲观,若出自“好亮者”之手,则正如袁枚所说,乃欲誉之而适以毁之。“好亮”而不去大书诸葛亮踏平秦陇、饮马河洛的雄心,竟让他以“何能必胜”之类的话塞责,于理于情都不合。若说“好事者”意欲解构孔明用兵如神的神话,那么,尾段兵事难料云云,倒又像是伏笔,预先为诸葛亮出师无功开脱。再说,一个一心想揭孔明智短的有闲文人,岂会想出“鞠躬尽力”的话来营构一个无怨无悔的忠臣形象?! 反过来,想彰显诸葛亮高义的人,完全没必要拐弯子贬低他的军事才能,暗示他无胜算而轻启战端,侥幸以逞。
  一连串的疑问,一连串的尴尬,还是回到文本。通览《后出师表》,全文都在为出师辩护,篇首强调先帝遗命,中间列举当战的理由,结尾申明己志。
  先说刘备遗命。三分割据,蜀国最小也最弱,没有并吞魏吴的实力,不过倚仗天险,也暂无被灭之虞。刘备死后,似应休养生息,徐图大业。表中提出伐魏,并没有从战略上论证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只是笼统地归结于先帝遗命。众所周知,刘备晚年对挺进中原兴趣缺缺,临终嘱托也算不上什么伐魏的“既定方针”。虽说《隆中对》拟以荆益两州之兵分取宛洛和秦川,但荆州失守,这一计划实已告吹。刘备从称帝到去世,除了临终嘱托,史书里找不到他谋图霸业的只言片语。关羽死后,赵云曾劝阻他伐吴、提醒他“国贼是曹操”,他也听不进去。由此推知,托孤时“终定大事”云云,更多是人之将死时的泛泛之语,当不得真。仔细推敲一下刘备的苦心安排,不难看出,他真正放心不下的不是尚未收复的汉家天下,而是怎么保住蜀中的小朝廷。刘备的心思,诸葛亮不会不明白,可表中却口口声声把伐魏说成无可辩驳的先帝遗命,相当耐人寻味。退一步讲,就算刘备伐魏方能瞑目,那诸葛亮也应该在执行遗命时视实际情况而动,因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国家利益远比君主一时的意志重要。古代之所以设谏议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当君主意志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能有人站出来犯颜直谏,劝君主放弃自己的主张。臣下出于国家利益违拗上意,正是更高意义上的忠君表现。将在外,君命还有所不受呢,况且刘备已死、其遗嘱并没说非伐魏不可。事实上,后人批评诸葛亮伐魏失策,没有以他不得已行君命而为之辩解。《蜀记》就曾写到,谈论者每每指责他“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人们不批评刘备,是因为,即使他有伐魏的遗命,也不会强求别人罔顾国家利益而盲从。战与不战,最终当由执事者审时度势后做出抉择。《后出师表》把伐魏作为先帝遗命,又理所当然地把这一遗命定为国策,无形之中放弃了对这一干系重大的战略决策的审视与考量,同时也就撇开了当事人自己的责任。这种做法,与人们印象中思维缜密、谨慎负责的诸葛亮形象不相符。
  再看文中提出的出师理由。一共六条,归结起来有三点:一、不战不能得天下,反会使敌人坐大;二、吃败仗没关系,不能指望一战而定;三、蜀国地小人寡,拖不起。这三点,说白了就是:非战不可,败了也得战,得速战。这里,作者要传递的信息再明显不过了,就是一个字——打。但措辞委婉,不正面言战,仅间接说,不打则是“臣之未解”。至于论证,却出奇的薄弱,比类引喻,也不很恰当。乍看之下颇有些道理,细究起来,或多或少都成问题。首先,坐得天下并非不可能,周文王就是修德怀远奠定周朝基业的。至于其弟武王后来伐纣则是“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叛”,不仅没遇到抵抗,反受商民箪食壶浆的欢迎呢。说使敌人坐大云云,与当时实情也不合。天下三分,魏据泰半,不“坐”已最强,再“坐”也大不到哪里去。其次,一战而定天下自然不现实,但蜀国资源少,没资本长年以战事奉陪强邻,尤其吃不起败仗——不仅物力人力赔不起,心理上也输不起。蜀人历来闭关自守,对出蜀道攻掠外域素无兴趣。倘有利可图,倒也罢了;如果长途跋涉仅只伤财送命,自然无法接受。这也是为什么失街亭后“议者谓为非计”的原因。第三,蜀国地小人寡,更要恤兵惜物,不打无把握之战,不能效法曹操屡败屡战。当年曹操败而转胜,不能因而期待现在伐魏同样会先失利而后赢。另外,说驻军与行军劳费相等,从而得出守不如攻的结论,更是有违常识。蜀魏交兵,出入蜀道劳费甚巨。我们知道,出祁山一次次修栈道,运辎重粮草,进军退军,大大损耗了蜀国的元气。至于攻与守的得失,兵法讲“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攻方兵力当然得强,否则就会陷入胶着状态,进退两难。如果采取防御措施,守在万夫莫开的关隘,以逸待劳,劳费必会少得多。凭借一隅之地,与强敌是完全打得起消耗战的。六条出兵的理由,不可谓不多,竟没有一条说得通。作者既然主战,至少应该回答为什么危后必安、为什么攻优于守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而他却只是虚晃一枪。行文貌似翔实谨严,实则疏阔草率,不比诸葛亮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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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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